也正是李昇這種不同於那個時代的「政治擔當」（比美傅斯年），使他無愧在今天的「民主台灣」名列台南學術教育類歷史名人，成為「校長人格治校」典範。一位如今同樣為人師表的李昇學生吳文貴，在欣聞校長故居列為紀念古蹟後，也寫了一篇《威權時代以教育為念的李校長》投書，以自己親身經驗，說明李昇的「政治擔當」：
「一九七五年蔣介石逝世，當權者下令全國軍民學生到台北國父紀念館瞻仰蔣公遺容，南一中也不例外。當時唯有我們一班班會（班長帶頭）決議不參加，輔導教官簽處班長小過，送校長李㫒核示。但李昇壓下不批，只請班長（即本文作者）至校長室坐沙發教育一番。年輕的我感覺李校長的誠懇與慈祥。」「印象最深的是校長總是默默行走校園，靜靜觀察師生上課，從沒聽過校長大聲講話，更別說教訓罵人；週會、典禮講話，總是讓人有「望之儼然，即之也溫」感覺。」
李安出名後，很多人談李昇。許信良等幾位竹中校友聚會場合，我也聽他們大讃辛志平老校長的「人格治校」及「五育并重」。我的很多女性朋友包括妻子都是北一女畢業，我也聽她們津津樂道江學珠老校長功業，如聞名全台的樂儀隊、升學率（當年我們在學時，北一女還勝過建中）、綠制服、對學生生活細節的苛刻要求。他們三位加上建中的賀翊新校長，四人被合稱為1960、70年代「嬰兒潮世代中學教育的四大教育家典範」，每位任期都長達十多到三十年。其中賀翊新的學經歷最傲人，北京大學畢業，在大陸已當過河北教育廳長，治校尤其尊重自由學風。
但很遺憾的，我唯獨沒聽過建中校友聚會場合談我們當年的老校長賀翊新。這使我在準備寫「本週重要教育人物典範」李昇時，對賀翊新的「人格治校」特別懷念，決定順便一吐為快。
我初高中都在建中就讀，校長都是賀翊新（教務主任都是蘇雨辰）。我是建中最後一批初中生，高一則是「省辦高中，市辦初中」第一屆。由於我在建中常被選為班長，因此我和校方頗多互動機會。高一時「省辦高中」學生大增，校方臨時組成高一班長聯合會，認定我是「識途老馬」，指派我權充主席，我和校方的互動更多了。
當時每週有幾堂自習課，各班時間不同，自習時學生都在大聲講話，根本沒法自習。於是我跑去找教務主任談，請他轉達校長，下午末堂逢自習課，全班可否提早放學？結果校長決定一堂不行，連續兩堂就可以。這已經算是破了建中及其他各校例子了！很顯然賀翊新是被「學生太吵，無法自習」打動，願意給我們更多「自由」。
接著，我去找幾位住在附近宿舍的副科老師（如體育、工藝等），「情商」他們把下午的課挪到上午自習課去，如此下午就有兩堂自習，一週有兩次，同學可提早兩個鐘頭放學。我把調課的事回報教務處，蘇主任也同意了。我們班於是成為建中驕子，同學大呼「班長萬歲」。不久，也有別的班級向我們學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