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2030雙語國家（Bilingual 2030）的口號喊得漫天價響，成為我國教育改革的重要目標之一。蔡英文總統明確揭示，將台灣於2030年打造為一雙語國家，於是，政府登高一呼，雙語政策頓時成了一門顯學，全台各地的雙語學校如雨後春筍般湧現，而家長對於雙語教學更是趨之若鶩，亟欲跟上此波雙語教學的浪潮，深怕孩子在學習上輸在起跑點，不利於未來的就業競爭力。
然而，令人感到好奇的是，這樣一個足以撼動數個世代的宏大教育目標，牽連著台灣下一代的教育方針，究竟對於我國的長遠發展是利是弊？而雙語國家政策是否存在某些問題？在現行運作中又碰上了哪些難題？而我們對於下一代的教育，未來又該何去何從？
我國2030雙語政策的現行運作
在國發會與教育部等跨部會共同提出的「2030 雙語政策整體推動方案」裡頭，明確揭示了雙語政策的主要兩大願景，分別為：
（一）培育臺灣人才接軌國際
透過強化人才的雙語能力，提升我國人才在國際舞臺的競爭力以及國際化思維。
（二）呼應國際企業來臺深耕，讓臺灣產業連結全球，打造優質就業機會
藉由雙語政策，呼應國際企業來臺投資設點，讓具備雙語能力的臺灣企業，可連結全球，拓展國際商機，並進而打造國人優質的就業機會。
而在實際執行的層面上，則是依循著「教、考、訓、用」四項原則，落實六項目標，包含：
（一）加速推動高等教育雙語化
（二）均衡完善高中以下教育階段雙語化條件
（三）數位學習
（四）英檢量能擴充
（五）提升公務人員英語力
（六）成立行政法人專責推動
我國推動雙語政策的現行難題
儘管在政府所揭臬的政策方案當中，似乎擘畫了一幅相當理想的宏大願景，但在看似縝密的政策規劃裡頭，一旦進入到實際執行階段，加上強求在2030年便要達成如此目標的情況底下，種種問題便開始一一浮現。筆者試整理出以下幾點我國現行雙語政策所遇上的難題：
1. 雙語教育：教師哪來？
雙語政策，其面臨最迫切的問題，無疑便是雙語師資的缺乏。以台北市為例，根據台北市雙語教育白皮書，其預計在2026年，全北市的國中小、全中學皆要轉型成為雙語課程，採兩種教學模式，以1/3課程進行雙語教學，或是每週至少增加1節英語融入領域課程。目前北市一共有51間學校已經開始推動，111學年度將會增加至79所，預計到2026年，全台北市的國中小學還有完全中學，總共會有210間學校，將轉型成為雙語課程學校。
然而，在雙語師資的現況上卻是相當令人憂心，2020年，針對雙語師資的國中小教師聯合甄選僅有22人通過，招聘到的人數遠低於缺額；而2021年北市國小教師聯甄開缺100個名額，初試則僅有33人報名。這樣的現況，紛紛反映出教育現場上雙語師資供不應求的情形，儘管目前已有包括師大、北教大等9所大學開辦雙語教學師資培育課程、包含2020年也首度開設在職雙語增能專班，但雙語師資投入的現況依舊令人擔憂。
因此，這樣的情形不禁令人好奇，政府所訂下的2030雙語國家目標，時間已是迫在眉睫，如何能夠克服師資的缺口？在執行層次上，雙語政策的誘因不足、門檻過高，分別成為阻礙教師踏入雙語教學的阻力。一名雙語教師既要擁有合格教師證，英語能力還得通過「歐洲共同語言參考標準」（CEFR） B2等級門檻。此外，現行的雙育政策框架，缺乏一個統一的雙語課綱，也沒有雙語導向的教材，這些額外的準備，全得憑教師以一己之力加以開創。如此龐大的工作壓力，同時在待遇方面又未見顯著區隔，擁有類似能力的人才何以會想要進入該領域貢獻一己才能？而在職教師對於雙語培訓的興致缺缺更是不難想見。
根據統計，當雙語政策要完全落實，未來將會需要多達3800名的雙語師資，距離目前不到千人的師資現況，差距甚大。如何在未來不到十年的時間，補足人力缺口，勢必成為一大難題。
2. 雙語政策：鞏固了優勢？排擠了弱勢？
教育平等的議題，歷來是社會相當重視的一環。而當雙語政策引入到教育現場後，依然不得不面臨同樣的問題。在都會區，為了因應國家政策潮流，並一心為了所謂「下一代的競爭力」著想時，雙語學校往往使家長排隊搶破頭，想讓自己的孩子進入就讀，尤其許多口碑良好、知名度高的私立名校，更是一位難求，甚至有錢都不一定能念的了。彷彿就讀雙語學校，便成為了一種「身分象徵」。當雙語學校數量有限，但需求量持續增加的情況下，不用提弱勢家庭的孩子光是在學費負擔下，根本不可能進入所謂的私立名校就讀，或許連公立的雙語學校名額，也連帶受到排擠。
另一方面，在都會區與偏鄉地區的比對中，考量到偏鄉辦學難度、教學師資的匱乏等等，偏鄉地區的孩子要能接受雙語教學更屬不易。儘管政府相關部會提出要以數位化的形式彌補偏鄉地區教育資源的不足，但殘酷的現實是，當都市與偏鄉的資源差距一再拉大，都會區的虹吸效應持續擴大。師資不想進入偏鄉任教，偏鄉留不住在地學子，青年出走的現象，也造成了偏鄉競爭力持續弱化的惡性循環。
3. 當雙語教學成為了「只重數字」的指標
許多學校紛紛掛起雙語學校的招牌，無形中也成了地方教育局處及其他學校的隱形壓力。儘管目前教育部並沒有強制所有公立中小學都必須執行雙語教學，但為了拿出漂亮的政治成績單，常見地方首長主動要求各地學校，達成短時間內難以執行的目標，形成揠苗助長的效應；另外，學校為了招生，也迫切希望藉由打著雙語教學的大旗，吸引家長的目光，促使學生入學就讀。卻忽略了學校本身是否經過通盤的考量、縝密的規劃，具備雙語教學的能力。貿然轉型為雙語學校的結果，犧牲的往往是學生的學習品質。
不得不直言，統計數字對於政策有一定的意義存在，但並非唯一的依據。學生在第一線的學習環境、教室的課堂氛圍、師生的教學互動，很多都是表面數字所無法呈現的。因此，當雙語政策成為了只看重辦學數字的KPI，而忽略實質的教學效果與品質時，對於下一代的教育是毫無幫助的。唯有當教育是為了成就每一個孩子的生命，而不是大人們的績效時，才是政策理念真正落實的那一天。
「雙語政策」的神話與迷思
1. 雙語政策如何兼顧語言發展與專業學科學習？
毫無疑問，雙語政策的一大目標便是要藉由營造雙語的學習環境，使學生具備更豐富的英語學習環境，並提供更多使用英語的機會。然而，在台灣現行的教育制度底下，升學導向、考試引領教學的現狀並未改變，對於一名教師而言，若要以雙語進行教學，又要兼顧專業學科內容，無疑是備感壓力。從老師的角度出發，平時要以母語向學生傳授課堂知識，使其能夠全盤吸收理解，都已是不容易的挑戰，若同時又要導入英語授課，學生的理解程度能到多少？又怎麼可能在有限的時間內應付課程進度？
而針對語言發展與學習的關聯，台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長廖箴浩直言，雙語國家政策恐怕會扼殺學生的創造力。廖院長強調，語言的結構形成我們的認知或世界觀，也深深影響著人類的思考模式，沒有扎實的語言基礎，無法有高層次的思考。在雙語政策藍圖之下，理想的模式是國人具有同等優秀的雙語能力，但現實往往並非如此，雙語使用者仍會有一主要語言，而我們得以奠基於該主要語言，發展我們本身對於知識的建構，並進而產生高層次的思考。
但是，當雙語國家政策的口號一呼，家長想著的是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點上，而從幼兒園階段便讓小孩進入雙語環境，但人們忽略的是，過早接觸外語環境，使得孩童發展自身細膩語言的機會遭到扼殺，連帶影響到日後成長對於知識的理解，最後，不但落得中英文皆平庸，也削弱了下一代的創造力。
因此，我們是否應該深切反思，當雙語政策的效果導致了專業學科學習的弱化，這豈是雙語教學的原意？在喊出雙語口號的同時，我們是否將因小失大：因為雙語而導致了母語弱化、認同混亂、階級惡化、學習不足、創造力衰退？這真的是國人所樂見的嗎？
2. 國人英語力＝國家競爭力？英語力＝國際觀？
回歸雙語政策的初衷，我們不禁想要詢問，究竟該政策制定的原因與所欲達成的目的為何？根據政策主要制定者國發會，於「2030 雙語政策整體推動方案」所揭示的願景之中，可以發現其中最為重要的目的就在於「提升我國人才競爭力、增進全球思維、增加國人優質就業機會」等概念。這樣的思考看似直觀，然而是否真正具備邏輯？
根據瑞士洛桑管理學院2021年全球競爭力排名，針對64個進入排行評比的國家當中，台灣於排行榜上排名第8，甚至高於美國、加拿大、英國等以英語作為官方語言的國家，而排名在台灣之前的7個國家中，只有新加坡是以英語作為其官方語言；此外，在全球50多個以英語作為官方語言的國家當中，僅有不到10國名列該項排行榜之上。我們必須承認，國人的英語能力，與一個國家的國際競爭力並非毫無關聯，但彼此之間是否呈現絕對的正比關係，實在難以認定。再舉一例，在國人的普遍認知中，日本人的英語能力普遍不高，其整體平均英語能力也確實不如台灣，但是，我們是否會因而認定日本在國際間的國家競爭力低下？答案應該是否定的。
3. 2030雙語國家，哪雙語？
當我們提起「雙語」，腦中很自然的會浮現兩種語言：英語和華語（或稱中文）。然而事實上，在2030雙語國家的願景中，唯一確定的只有英語。根據東海大學教授何萬順的統計，在「教育部推動雙語國家計畫」的政策說明中，「英語」出現了60次，「雙語」出現11次，「中英文」、「中文」、「國文」、「國語」、「華文」、「華語」出現0次。何教授直言，雙語國家政策豈是真正要同時注重「雙語」？獨尊英語的態勢不言而喻，又何須欲蓋彌彰？
在我國《國家語言發展法》第四條當中寫道：「國家語言一律平等，國民使用國家語言應不受歧視或限制」，同時明訂目前的法定國家語言共有將近20種，然而諷刺的是，其中並不包含英語。事實是，台灣是個多語社會，法律也明訂各國家語言應同等重視，但在雙語國家政策之下，彷彿就好像開倒車一般，竟要從一個文化豐富的「多語國家」，退到「雙語國家」，豈不離譜？
面對類似的質疑，政府相關部會的回答似乎不難預測。國發會主委龔明鑫在接受Youtuber阿滴頻道專訪時便聲稱，雙語政策絕非在打壓本土語言，兩者是可以共存而不相衝突的。然而當我們仔細檢視，這樣的宣示依舊只是理想。當全國上下追求雙語學習，英語的學習價值不斷抬升，先不論是真有必要還是人為炒作，學生的學習重點自然會擺在英語的學習，而如此一來，勢必會大大壓縮學生對於學習母語或其他本土語言的動機與時間。此外，英語是升學考科相當重要的一環，但本土語言不是，在升學至上的社會環境之中，基於理性的效益選擇，家長與學生自然特別注重英語這樣重要的學習科目，本土語言意識與母語保存都是其次。如此一來，真能聲稱雙語政策與母語保存不相衝突嗎？
4.全英語授課：裹著英語糖衣，專業知識淺薄的教育？
在雙語國家政策的巨大架構底下，高教階段的各大專院校為了順應此一潮流，紛紛推出所謂的全英語教學EMI（English Medium Instruction），依據教育部「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重點培育學校」裡頭的定義，EMI「係指在英語非母語的教育機構提供的學習課程，其內容的傳遞、師生互動、學習及學術支持教材、學習成果展示與評量100％使用英語」。強調英語浸潤式學習的概念，看似和雙語國家政策的目標不謀而合。但我們必須回頭檢視，這樣的學習模式，是否真正符合高等教育的初衷？
根據台大外文系助理教授張心瑜教授的實際田野調查，諸多受訪者（包含教師、學生）皆同樣提到了全英語教學對於教學內容的限制。同樣的課堂時間，因為利用英文授課，使得原先用中文可以講解到200多頁的進度，減少了100頁。為了幫助學生的理解，課堂講授往往必須利用更多的時間解釋名詞、概念，深怕學生對於定義的理解有誤或不夠精準，因此上課進度勢必會較為緩慢。這種類似的教學狀況，事實上在中小學的教育階段也同樣出現。語言的使用，對於教學會有重大的影響：怎麼教、教甚麼、如何備課、進度安排、參考書籍、評量方式等等，無一不是影響著學習的過程。
因此，當甚麼都要與英文沾上邊，過度強調英語的結果，反而讓「雙語的初衷演變為單語的現實」。事實上，全英語授課早已被視為是過時的教學模式。在台灣語文學會對雙語國家的立場聲明裡頭，更是明白點出此點，其原文摘錄如下：「雙語國家所力推的全英語授課，是基於過時的『分離式雙語觀』，未能善用第一語言的功能，不重視語言之間的協同效益，也忽略第一語言是學生信心來源的載體，反而在語言之間築起高牆，讓語言學習變成焦慮的學習過程。……一廂情願的認為教師只要以英語授課，學生便能同時增加英語能力與學科或術科能力，這是過度樂觀的假設。……師資缺口、雙語教材研發等皆未就緒，盲目以雙語進行授課，可能犧牲學生對學科核心知識的理解以及對語言學習的興趣。更嚴重者，可能加速部分學生提早放棄學業。」
基於上述，不難發現全英語教學的效果絕非十全十美，甚至有違高等教育的精神。然而在現今全台各大專院校所掀起的一股EMI教育風潮，在在證明了我們對於全英語授課的尊崇迷思，仍舊有待破解。
結論與建議
綜合以上討論，不難想見現行的雙語國家政策，雖然有著看似十分理想的願景規劃，實際上卻是面臨著重重難關。套句流行語來形容，便是所謂「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加強國人英語力、提升國民學習英語的意願、引進數位學習、增進公務人員英語能力等等，都是很棒的努力方向，筆者絕對不是要反對以上概念，反而其實是相當樂見決策者對於國家整體語文實力的重視。然而，面對不同質疑的聲浪，政府勢必得針對政策執行有更進一步的仔細考量。因此，筆者試提出以下幾點建議做為參考：
（一）回歸英語教育的本質，而不沉浸於雙語教育的迷思。
針對台灣學童的英語學習，普遍認知是我國學子在英語的聽、讀方面具備較強的能力，但在口說與寫作方面就較為弱勢。之所以出現這樣的現象，為台灣多年來教育現況是以考試領導教學的一大結果。當學習語言是為了應付考試，而非當作日常生活的溝通工具時，語言能力發展自然受到限制。而雙語教學看似提供了學生更多在平時接觸英語的環境，但現實是當英語用來傳授其他專業科目時，相關的專業名詞與術語根本不會在生活上用到，反而還弱化了學生對於其他學科的學習效果，導致雙語教育成了學生額外的學習焦慮。因此，與其著重於雙語教育，倒不如回歸我國「英語教育」的本質重新檢視，優先解決長年來檢定考試領導教學、英語教學時數不足、以及英語師資無缺聘用等問題。同時讓各學科回歸其專業領域，避免因為雙語政策，導致教師「反淘汰」的現象，讓各學科具備相當專業能力的教師，不被英語能力所限，皆能進入教學現場貢獻所能，才是不違教育的初衷。
（二）調整政策評估之績效指標（KPI），不單只重視雙語學校的數字，而是在教育的「質」與「量」之間取得平衡。此外，檢視各校實施雙語教學的必備條件，在事先考量學生語言能力及教師專業及語言能力的前提下，擬定各校轉型為雙語學校的條件依據，不強求每一學校皆要轉型成為雙語教學。同時，採取循序漸進的模式，可先以實驗教育方式找出雙語教學的實際成效與可行性評估，再加以擴大辦理，而不貿然躁進。
（三）取得利益關係人之共識，導入學校、教師、家長、學者等多方意見，並且實際聆聽第一線授課教師的聲音。經過充分溝通與意見交換後，再針對政策內容進行修正。另外，除了英語學者的意見，也應同時納入其他語言學者和相關專家的想法做為參考，當作政策擬定之依據。
（四）完善雙語師資培育流程，提高誘因，增加基層教師願意投入雙語教育的意願，並且主動給予教師相關的支持協助，例如提供雙語課綱及雙語教材等等。另一方面，不受「外師迷思」所侷限：不得不否認，引入母語者進入我國的英語教學環境，有助於學生增加和不同文化之間的碰撞交流；但也得同時意識到，本土英語教師仍舊有其優勢，能夠以自身學習經驗出發，更能體會學生在學習上所遭遇的困難，並加以協助，且英語以外的其他學科有其專業性存在，外師教學絕非萬靈丹。
平心而論，2030雙語國家政策所要帶給台灣下一代的教育，究竟是甚麼？雙語國家的未來又該何去何從？大概唯有留待時間證明。但從其他國家的經驗出發，似乎不難瞥見些許端倪。實施雙語政策最具代表性的國家新加坡，自1987年便正式推出「英語為主，母語為輔」的教育政策，但由於過度強調單一語言英語的重要性，使得母語逐漸式微，2019年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公開表示「星國的雙語優勢正在相對減弱」。因應中國崛起的時空背景，各地紛紛掀起學習中文的浪潮，但新加坡的華文卻正在漸漸退步。
再看南非的案例，在其種族隔離制度移除之後，語言政策跟著鬆綁，學校可以在經過多方討論後決定授課所欲使用的語言。許多學校因為認為英語具備高度重要性，選擇以英語作為主要授課語言，而非當地民間通用的非洲語，然而真實的現況是，因為使用學生不熟的語言上課，不只讓母語更加弱勢，教學效果打折的情形也紛紛浮現。2018年針對南非林波波省的研究中，就有超過8成老師反映，用全英文授課，學生常因聽不懂而無法理解課程。
因此，我國的2030雙語國家政策，真的是當代台灣教育的解方嗎？師大英語學系兼任教授周中天老師直言，「全球化時代，外語學習機會與環境越來越豐富，相對而言，被稀釋的本國語言學習資源更要珍惜。」台灣是個多語社會，各式各樣不同的語言文化交融，相互激盪出今日我們所成長的台灣社會。在雙語國家政策底下，強勢英語霸權來襲，本土語言的處境只會更加艱難。
筆者始終相信，「夠本土、夠在地，才有資格全球化」，唯有扎根本土、立足台灣，才能放眼世界。一味的追尋國際化，而忘卻了自身的價值，彷彿一個人失去了自我的靈魂，終究會被全球化的浪潮所淹沒。「雙語國家」，是否終究會導致「雙輸」的局面，沒有人能預知；但能夠確定的是，營造「多語台灣、英語友善」的環境，勢必能夠帶來「多贏」的成果。
＊作者現為國立台灣大學師資生。為一名於彰化出生長大，北上至台北念書的異鄉學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