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編年史》片中，訪問了當年帶頭批鬥人的作家徐曉，以及被批鬥的詩人劉自立，而這兩人多年後也和好、成為朋友。談到這樣的友情形式，徐星說，這2個人都已經是所謂的公共知識份子，對自己的少年時期都可以做到比較深刻的反省，「我覺得他們今天這樣的態度也很正常，如果沒有這樣基礎的價值判斷，怎麼能被稱做知識分子？」
「文革的荒唐、扭曲、反人類、反自然是顯而易見的」
徐星認為，這對他們來說早就過去了，文革的荒唐、扭曲、反人類、反自然是顯而易見的，就像1976年，中共會主導文革結束，也是政權裡也有人意識到，再這樣下去會完蛋、危機會爆發，會變成統治不了，所以文革結束，過去的黑變成白，過去的白變成黑。
而在農工兵階層的態度，徐星指出民間是參差不齊、比較複雜的，比方說有些底層的人會懷念文革，覺得是毛給了他們發言權，在那時他們地位是高的，但到了今天的主流社會則喪失了話語權，不過他強調，大多數人都是對這個荒誕不經有些反省，只是程度不同。
2008年，徐星接受中國媒體《南都週刊》採訪時曾說，找不到任何一個當年的加害人，如今在10年後他表示，當年受訪時沒找到，後來才終於有找到2、3個人願意坦承自己做過壞事、把人打死了，這會收錄於目前已在收尾階段的新片裡，「我覺得他們可以在我的鏡頭裡懺悔，那是很真誠的、不是皮毛意義上的懺悔。」
徐星談到，除了受訪時懺悔的，也有公開在媒體上懺悔的。2013年，來自山東的張紅兵在媒體面前公開坦承，他在1970年，只有15、16歲時舉報了自己的母親，導致她遭到槍決。
「這是顛覆人倫的事。」徐星的語氣沉重，被問起怎麼看待張紅兵的懺悔，徐星沉默了數秒，最後抬起頭來反問：「你覺得呢？他的這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