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評論員鄧聿文認為，最好的提振信心的方式，當然是改變之前國進民退的政策取向，重新擁抱資本和私營經濟。不過，之前中國政府常用的辦法是否還能適用於目前的局面？曾經讓中國高速發展了40年的GDP主義，又對中國造成了哪些負面影響？
被認為十年來最重要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關鍵詞是提振信心。因為今年中國經濟之表現，可謂是1978年實行改革後最糟糕的一年，比八九六四後的三年治理整頓時期還要壞。年初北京當局設定的增長目標是5.5%，但現在看來樂觀的估計也就是3.2%，近乎腰斬，而實際經濟狀況，恐怕比數據更難看。
最好的提振信心的方式，當然是改變之前國進民退的政策取向，重新擁抱資本和私營經濟。本次經濟工作會議在這方面做出了改變，習近平在會上為讓民企吃定心丸，還公開表示他是一貫支持民企的，也是在民營經濟比較發達的地方幹過來的。但是由於之前政府實際實行的限制私營經濟發展，特別是打壓資本和平台企業的做法，包括地方當局以法律名義抓捕和重判一些知名企業家，沒收他們的企業和個人財產，已經產生了廣泛和惡劣的影響，短時間要想民間資本和企業家們響應政府號召，恢復他們的信心，恐怕很難。
何謂GDP主義？
好在中國政府擁有多種政策工具去調節經濟，在這方面，北京當局比西方國家的政府有更多的優勢，因為中國的國有經濟比重很大，主要銀行也是國家的，政府還掌控其他資源。最重要的，中國的各級地方政府本身就是市場的參與者，是典型的重商主義政府，發展經濟是它們的本分，在過去40多年的大多數時期，它們的唯一使命就是招商引資，想方設法讓經濟得到快速發展。學界曾以競爭型政府來解釋中國經濟高增長的秘訣。因為都想在發展經濟上超過其他地方，比著賽看誰的經濟發展得快一點，增長水平高一點，所以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除了經濟，還是經濟。
中央政府引導地方競爭的主要辦法，是用GDP來考核官員，GDP越高，該地的主政者越容易得到提拔。此謂之GDP主義。故為了做大GDP，地方政府的理性選擇是引進高能耗的重化工業和污染企業，因為它們一般投資大，見效快，短時間就能催高GDP，但也導致中國很長時間污染非常嚴重。不過，中國的經濟的確因此而得到高速發展，40年來年均GDP達到8%以上，這在世界經濟史上都罕見，尤其考慮中國的體量，可稱之為奇跡。當然這個奇跡是其他國家，包括同為社會主義的國家，都是學不來的。
官員集體躺平
但是，北京當局用GDP作槓桿驅動經濟發展，也帶來了一系列的負面作用，其中主要是對環境的破壞和勞工權益的漠視，引發社會的廣泛爭議和輿論持續不斷的批評。胡錦濤後期，中國政府開始有意對GDP主義糾偏，到習上台後，一方面是因為中國的經濟體量已經很龐大，積累了雄厚的經濟實力；另一方面習為集權，不再把心思和精力放在經濟上，強調政治掛帥，加上運動式反腐導致官員沒法關注經濟，GDP主義漸有退場的架勢，至少官員的升遷不再和他的經濟政績直接掛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