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話是中國當下最稀缺的東西，尤其對習近平而言。他高高在上、坐在中南海的龍椅上，是聽不到周邊臣子的真心話的，所以，在去年底召開的中共政治局民主生活會上，當習談到領導幹部的作風問題時，要求營造環境、創造條件，鼓勵基層幹部群眾講真話、講實話、講心裡話，我不認為他是在作秀。不過，如果只要領導幹部創造條件讓基層幹部群眾敢講真話，他顯然沒意識到，關鍵還不是領導幹部聽不到群眾的真話，而首先是高級幹部無人敢對他講真話、講實話、講心理話。
要讓群眾和官員敢講真話，下級直言不諱對上級諫言，其實也很簡單，習帶頭做表率，就三年抗疫的失敗像古代帝王一樣下「罪己詔」，自然群眾和基層官員乃至高級幹部會踴躍向各級領導以及他本人講真話和心理話，提意見和建議。
「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
說到「罪己詔」，現代人不熟悉，但在古代卻也不稀奇，就是古代帝王為在施政中出現的重大錯誤或者天災向上天和百姓作的書面檢討。古人相信天人感應，認為如果帝王不管在私德還是公益方面犯了大錯，或出現大的災害，導致國家處於某種危險狀態，是需要向上天和百姓檢討的，以求得上天和百姓的原諒。所謂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想蒙混過關，上天在看著，百姓在看著，是賴不掉的。這構成了古代帝王的一種政治或責任倫理，即統治合法性所在。如果做了壞事推諉責任，會被視為重大的政治問題，喪失合法性，容易倒台。因此《左傳》說「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
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三千多年，從傳說中的夏禹和商湯，一直到民國袁世凱，據考證總共下過二百六十多份「罪己詔」，幾乎每個朝代都下過，有的皇帝下過幾次。這已成為一種機制。帝王之所以對自己的錯誤要下「罪己詔」，除了「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為自己博得一個好名聲，本質的原因在於，天下是他家的，無論治亂好壞，首要的、第一責任人，都是帝王本人，他統治這個國家。天下興旺，百姓安居樂業，是他治理有方，被後人讚譽為明君，寫入歷史，流芳百世；天下衰敗，百姓流離失所，是他治理無方，被後人罵為昏君，也寫入歷史，遺臭萬年。對於帝王來說，尤其那些有為的皇帝而言，肯定不願成為後者，有沒有「我死後哪管它洪水滔天」的帝王，有，但只是個別。在這樣一種倫理責任下，凡遇重大的天災人禍，帝王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責任，下「罪己詔」懲過。
當然，皇帝下「罪己詔」，到後來也流於形式，要表演給朝廷臣子和百姓看，像下《輪台罪己詔》的漢武帝一樣，真心悔過的皇帝很少。但即便是迫於壓力，下「罪己詔」的行為本身也表明在古代，帝王的責任倫理是真實存在的。此乃有人負責的政治倫理和無人負責的政治倫理的根本差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