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是在下台之後,他在長期的軟禁中為中國日後設計的治國方略,也帶有循序漸進的、避免產生動盪和暴力的改良色彩──揭開這一層,也許會讓人有些失望。可是即便是這樣的改良,既為黨內老人們所不容,也為激進派所不滿,所以他的落幕是歷史所規定的:他只能夠成為中國走向現代化的一級階梯,只不過是一級不可逾越的階梯,後來者如果要繼續前進,必定要踩在他的肩膀之上。
人們對於政治人物的印象,大都會淹沒在豐碑般的事件中,這樣的印象偉岸而冰冷,可望而不可及,還會留下一些疑問。比如在同時代的官員中,趙紫陽顯然是一個異類,他是如何在歷次政治運動的逆淘汰中倖存下來而且步步高升的?讀完此書之後,這樣的疑問或許可以冰釋:原來他是一個有本事沒脾氣、既自律又溫暖的人,這樣的魅力除了自身的修養,很大程度上還來自於他的家庭:比如他在經濟方面的才能顯然是接受了父親的遺傳,而母親的溫潤則使得他不但進退有度,還善於處理方方面面的關係。於是上至毛澤東、鄧小平,下至老百姓,還有他周圍的同事啊、幕僚啊,都很喜歡他,在這樣的氛圍中一路升遷就成了很自然的事情。
可是一旦進入政治鬥爭領域,一旦他堅持自己的原則和底線,這一切非但不能幫助他取勝,反而成了致命弱點,所謂「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彷彿專為他所言。
趙紫陽用他的一生證明著自己的觀點:他不認為社會的進步是由精英們在頂層「設計」出來的。在漫長的執政過程中,他每當遇到難題,都會走進社會基層去做調查,去看看「生長」出了什麼好辦法,然後再將這些辦法總結完善,試點推廣。無論是廣東「大逃港」時期外貿政策的變革,還是「大饑荒」以後廣東農業政策的突破,到最後他從四川起步,努力推動全中國進入經濟和政治改革的軌道,從商品市場上找出路,都是基於這種調查研究之後的結果。
這一點上他與美國哲學家及歷史學家威爾.杜蘭特的觀點很近似。在研究了整個世界的文明進程之後,杜蘭特認為:文明的制度不是基於學者和政治家的烏托邦設計,而是在商業傳統、自由市場中積累、演化而來的。他堅決主張:只有在全面開放的商業中,思想才會碰撞出火花。這不僅僅與崇拜權力的計畫經濟相悖,也與自古中國「重農抑商」的傳統背道而馳,趙紫陽一旦接受了這樣的觀念,也就站到了一個古老帝國浩瀚歷史的對立面,猶如勇者駕一葉小舟對陣排天巨浪,結果可想而知。
魯迅先生很早就感歎:「可惜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造一個火爐,幾乎也要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這樣的環境不僅會讓所有的革命者、甚至會讓所有的改良者也都成為悲劇人物,包括胡耀邦、趙紫陽甚至鄧小平本人。寫完了這部書,讓人覺得即使沒有「六四」這樣的導火索,趙紫陽的改革也未必能夠成功。因為改革剛剛才啟動,而它面對的舊勢力,已經存在很久而且盤根錯節,要想撼動,恐怕還要繼續付出大的代價。
卡爾.桑德堡(Carl August Sandburg)在《林肯傳》裡寫過一句話:「大樹倒下才能丈量準確。」今天來看趙紫陽,深以為是。
*作者林雪為四川省並成都市作家協會會員,香港中文大學訪問學者。當過知青、工人、報紙及廣播記者、編輯。文史雜誌執行主編。本文摘錄自作者新著《尋道者趙紫陽(上+下)》(時報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