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讀張文隆的〈108課綱正在摧毀台灣歷史記憶〉一文，論述大鳴大放，歷史教科書課綱爭議，一直是台灣教育新聞的爭議熱點，但大多為「去中國化」和「去台灣化」的爭鬥拔河，但筆者想和張文隆分享一個教科書學術的國際新知，目前教科書學的典範，已從單一轉移到多元，歷史教科書課綱編修的內容爭議，屬於教科書學（Textbook Pedagogy）的議題範圍，故筆者先介紹教科書對社會和教育發展的重要性，接續點出教科書學典範已轉移多元研究方法論，再來用實例說明多元文化素養主題的教科書學建構，呼籲社會大眾需精準聚焦教科書課綱的關鍵之處，問題關鍵非「去中國化」和「去台灣化」的二元對立，而在教科書學已出現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其目標為讓學生導向多元國際化，筆者論述如下。
一、教科書關係著對社會和教育發展方向 世界各國政策皆重視
「今日的教科書，明日的心靈。」（Today’s textbooks, tomorrow’s minds.），為Chambliss 與 Calfee在1998年在《今日的教科書，明日的心靈》一書中闡明教科書的重要性，他們主張教科書是中小學階段最主要的教與學資源，同時也強調教科書設計、評鑒、采擇和選用都應符合相關理論觀點並進行實務改革，讓教科書有多元完善的發展，才能滋養孩子心靈並有效提升學習成就。教科書研究的重要性，不只是單一國家層級，也是國際層級，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在2005年便主張二十一世紀的教科書必須支持所有人都有權利接受優質教育，鼓勵「參與導向的教材設計」，讓教科書盡可能包含更多社會成員的聲音和文化，鼓勵更多社會成員的參與，並提供他們終身學習所需的工具。
回顧梳理世界各國教科書發展史，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各國家因為戰爭因素導致民族主義高漲，因而影響到教科書內容的修訂，充滿了主觀性偏見和二元對立的敵對概念，甚至教科書成為單一意識形態的工具，因此，國際聯盟（the League of Nations ）呼籲將教科書內容修訂提升到國際層級。而教科書內容的修訂也關乎國際理解的層次，UNESCO在1945年委任德國歷史學家 Georg Eckert 創辦國際組織Georg Eckert Institute，（簡稱：GEI），在GEI主導下，歐洲國家簽訂許多教科書協議，並推動國際教科書會議，邀請跨國教科書研究人員、出版者、作者和教育行政人員與會討論如何修訂教科書，教科書研究受到課程發展或政策制定所引導，背後是各國政府運用官方權力，所塑造的框架理解。正如M.Foucault（1980）「真理政權」（regime of truth）的觀點，闡釋知識的產生涉及陳述的生產、規訓、散佈、傳播和運作，經由合法化的過程建構知識系統；其中更藉由教育內容，規範公民的責任和義務，達成統治的目的，承上論之，國際組織GEI便是看到此點，希望透過國際教育組織的介入，同時關注教科書研究與教科書修訂，挑戰教科書內容的制定過程，改變官方所圈畫的知識疆界，讓教科書研究為改進社會的教育實踐，分析刻板印象和敵對意像，期能改善盲目的、理性缺位的愛國主義、無知的沙文主義和主觀偏見的詮釋，導向和平和國際理解，綜上所言，上述這些國際性行動的背後，更代表教科書的重要性關係著社會和教育的發展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