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中文大學政治學者黃偉豪認為，此香港主體性在主權移交後已有極大轉變： 「由於中央擔心的是分裂，和殖民地的年代不同，香港目前所面對的並非以往的局部或單一層面的清洗，而是史無前例的有關香港的全方位清洗，把香港作為歷史、價值和身分的主體性徹底消滅。」
我們也可以從新舊政府總部的建築風格，探討回歸前後香港政府的「權力觀」。在英治時期，位於中環「政府山」的政府總部，建築風格樸實無華，背後蘊含的是與本地融合的管治哲學。反觀位於金鐘、在2012年起啟用的新政 府總部，卻狀似城堡，呈君臨之勢，予人在當眼處炫耀權力之感。不論是「中區政府合署」這個稱號，還是其空間設計佈局，舊總部都遠較新總部謙抑、收斂，有更強的親和力。
地緣政治下的香港治理
英治時期的香港治理，其實也與地緣政治環環相扣。當時港督的角色，不只是一個地方長官，還涉及外交工作。例如港督盧吉與金文泰，曾建議倫敦乘中國局勢延長新界租約；金文泰曾與廣東合作，方便清剿共產勢力，以免影響香港治理；1967年暴動期間，港督戴麟趾曾建議倫敦拉攏同樣拒共的東南亞國家甚至台灣，以助應付左派暴徒。
地緣政治下，英治時期香港的政府與社會關係，有四點對當下香港時局，仍有相當的意義：
本土意識與海洋城市性格
以 往不少論者談香港的本土意識，大多只從七十年代說起。可是，香港人本土意識的源起，卻可追溯至更早的時間。1920年代中期省港大罷工後，香港社會出現了反共情緒。港督金文泰為防止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影響香港管治，於是以推動古文教育、邀請前清大學士在香港大學任教中文，作為「中港區隔」的一種方式，這為香港別具特色的「三及第」中文播下種子。
1941年，華人精英為紀念香港開埠百年，編撰《香港百年史》與《百年商業》，當中既淡化中英的百年衝突，也強調華洋共處、互相合作。從1930 年代到1960年代，工展會名稱由「國貨展覽會」變成「香港工業出品展覽會」，「香港人買香港貨」這句口號在五十年代出現。這都是大家談一國 兩制、香港獨特性時少談的往事。
另外一個現在很少人提到的，是香港過去不只是個「望北」的地方，與其他地區特別是東南亞，關係也很密切。陸佑堂、北角的春秧街、吉隆坡的敦李孝式街等這些充滿東南亞色彩的名字，如何在香港串連寫下故事，對很多人來說，感覺應該既親切又陌生。
更值得注意的，是香港一路走來，扮演着與新加坡一樣、面向四面八方的海洋城市角色，才會建立起如日本學者濱下武志所說，香港的價值在於擁有由橫跨東南亞到東北亞的「八大腹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