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基本的照顧，萬小姐進一步提到，中國教育狀況「真的卷」，對於「雞娃模式（給孩子打雞血，父母盼孩子成龍鳳的行為）」她望而卻步。
「各種興趣班，連籃球，花樣游泳，老師都還找國家隊的，幼兒園也是各種卷，都開始讓她（孩子）學編程（寫程式）了。好的私立幼兒園，還要面試父母，之前電視劇裡那些，真的是沒誇張……」。
Puk也說：「如果你考量到撫養孩子的成本，在亞洲，在追求卓越的學業表現而言，競爭非常激烈」。
另一項中國政策帶來的影響，是結婚年齡。1980年中國為了推行計劃生育，將法定最低結婚年齡推遲到男生22歲、女生20歲，鼓勵晚婚（男 25 歲、女 23 歲）晚育，而鑑於目前世界各國的法定結婚年齡普遍在16-18歲，符合生物學時序，易富賢認為「中國也應該與國際接軌」。
易富賢表示，「婚育年齡的推遲，意味著生育的時間窗口縮窄，不孕率提高」，生育能力也隨時間下降。「如果男、女初婚年齡不能控制在27歲、25歲以下，生育率是難以提升到更替水平的」。
從經濟下手還不夠
在北京，30歲的單身公務員老王（化名）表示，房價高是普遍性的問題，婚後生孩子的各項成本很高，「娶個老婆，吃喝玩樂都不痛快，我結這婚幹嘛？耽誤人家嗎？一個人樂呵樂呵得了」。他還提到了「貧賤夫妻百事哀」。
Puk說：「中國能考慮的有項政策是，為年輕夫婦提供某種形式的住房補助或鼓勵措施。沒有沉重的住房成本負擔，這也許可以幫助他們考慮真的早點組建家庭」。
然而，Puk以新加坡為例，說明經濟上的補助還是有其限制。她分析，新加坡的政府補助、但得要是提供有婚約在身的人，才能預購的公共住宅（Build to Order, BTO）補助為例。
她說，某種程度上，經濟的好處會激勵了人們結婚的意願，住房補貼也是新加破政府鼓勵婚育的方式；雖然從生育率上來看，並沒有顯著效果。但她也提到，是如果政府沒有這些相關政策，也許數字會下滑更多。
Puk教授她說：「中國能考慮的有項政策是，為年輕夫婦提供某種形式的住房補助或鼓勵措施。沒有沉重的住房成本負擔，這也許可以幫助他們考慮真的早點組建家庭」。
同時她強調也表示，除了光是經濟層面還不夠，政策還需要考量到「有些事情能及時做到，但有些是需要融入改變的。尤其是在規範和文化上的改變，這可能需要花上很長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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