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是一條時而波瀾洶湧、時而寂靜無聲的長河。回憶30年前，因著一場紀實採訪，去到客家工農運動的現場；30年後，再次前往現場，卻是為了一齣改編自當年訪談的戲碼。戲劇表現與客家共同記憶的關係，如何與紀實書寫產生有機性的關聯，當真令人玩味！
1988年，因著一場語言主體性的倡議，「客家運動」在戒嚴剛剛解除的頭一年，蔚為一時風潮，在當年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浪潮間，持續受到關注。語言的流失，對於相對弱勢的族群而言，是一件顯而易見且茲事體大的問題。因為，它關係著人與人之間親近感的消失，以及不易區辨的族群共同體象徵，這在台灣移民歷史中，屢有所聞。舉例而言，雖然，平埔族的消失與客家福佬化的歷史，不能放在同一平台上相提並論；但，語言一旦消亡，便再也難以復甦族群的文化情境，這卻是相通的困境。
然則，話說回頭，語言的復甦就能帶動文化的前進或復甦嗎？恐也不其然。特別在客家族群主體性的追尋上，我們往往看到，語言的推廣與運用，最後變得非常形式或具備更多公關的性質。以客語或原住民語，用來在高鐵或捷運的廣播上達成溝通的功效，自不待言；若說要藉此達成族群尊重的功能，只能讓人感到不自在的做作。像是說，「該說的，都讓你們說了！可別再鬧族群歧視的問題...」，可重點在於，這樣的語言形式平等，恰恰是選票式民主最常出現的狀況：用選票來換取你永遠不夠充分理解的結構性問題。而結構問題的缺席，所導致的風險，讓我們主動(或者被動)地自我遮蔽了：族群與族群之間或族群內部的階級位差問題。
這情境，表現在客家身分認同上的，一直是在精英式民主的規範下，讓記憶共同體的軸線，從水平軸的對等中讓位給精英階級的經濟與政治優勢。這時，被遮蔽的客家記憶共同體，便形成被稱作「隱形族群」的具體因素。族群為何隱形？又為何被隱形？就客家歷史與生活的現實而言，人與土地的生產關係所形塑出來的工農社會構造，既是牢固的事實，卻又因涉及一場地下黨人的左翼革命撲殺，必須在現實中被消音。便也形成一直在客家記憶中，深入血脈的工農階級意識，被迫「轉向」為客家人本就有「硬頸」的習性，且看在族群優勢的福佬人眼底，恰有低下勞動者勤奮的性格。這表相正面的修辭，骨子裡，恰在遮蔽客家人，在特定社會歷史條件下，一慣存在的反叛精神。
這樣的思索，催促我重新走回了30年前採訪過的客家現場。那時，在〈人間雜誌---台灣客家〉專輯的報導現場，我創造了一個人物---范天寒。這顯得有些不太尋常，因為通常報導的特質就是非虛構，創造了一個人物，不就像小說一樣，虛構了一個人物了嗎？其實非然，而是在當年的政治環境下，表面上社會雖已解嚴，冷戰風雲瀰天蓋地的低壓氛圍下，左翼行動所帶來的文化書寫，仍是一片風聲鶴唳。為免受訪者再次遭受殃災，我於是幫本名梁雲漢的地下黨人，取了一個稱作范天寒的名子。好似也在心底複誦著，他是從那寒冷的整肅天空下，亡命活存下來的受難者！30年時間過去，梁雲漢先生已於兩年前過世，然則，范天寒在光與影的交錯中，從暗幽處折射而出的，卻是不曾死滅的客家地下黨人蹤跡，只不過愈來愈不為現實所照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