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曾被中共官媒譽為國際上具突破性的創舉，也是中共自稱對香港的「莊嚴承諾」。可是北京有信守這個承諾嗎？港人終於覺悟到自己被耍弄了。在七一示威抗議中高舉「共產黨訛（騙）人」的紙牌。
從九七回歸到現在，不能不承認，中共在香港的「一國兩制」是失敗的。
在中英談判期間，鄧小平一再表示他不認同西方的三權分立、民主選舉、議會政治那一套。可是多數港人是認同那一套的。所以「一國兩制」會引起矛盾、衝突和過渡的問題，也就不出奇了。這在香港中文大學翁松燃教授當初寫的「一國兩制芻論」和回歸六年後寫的「香港特區政制檢討」中，已分析得很透徹。
《大河灣》的哀傷
左翼論者曾堅持民族解放，主權回歸是應有之義。研究「東方主義」的薩伊德（Edward W.Said）對出生於特立尼達的印裔文學家奈波爾（V.S.Naipaul）很不滿，因為奈波爾通過小說所道出的殖民地/革命/後殖民真相，同薩伊德所建構的大而化之的歷史理論是格格不入的。左翼論者甚至指責奈波爾是為殖民主塗脂抹粉的走狗。可是只要讀過奈波爾的小說，譬如《大河灣》，就不能不感受到他筆下描述的後殖民真相所傳達的那種深沉的哀傷。在這個民族主義的時代，為什麼在非洲在亞洲，在世界許多地方，國家獨立、主權恢復之後，不僅沒有給人民帶來真正的幸福，反而使他們墮入痛苦的深淵。他們的掙扎與哀嚎，不能不使人感到困惑，所謂民族解放，所謂主權恢復的意義究竟在哪裏？為什麼美好的革命理想會一次又一次的被黑暗勢力所篡奪？
薩伊德和他所推崇的反殖民主義思想家法農（Frantz Fanon）也為此感到困擾。
法農最後的覺悟是，真正的解放意味著從狹隘的民族意識向普遍的社會覺醒的轉變。在典型的民族主義中，家長式的形象到處可見。如果民族意識在其成功時刻不迅速轉變成社會意識，它的前途就是重蹈帝國主義的覆轍。
薩伊德也承認，歷史事實證明，民族國家的獨立並不意味著真正的自由與解放。他在《文化與帝國主義》一書中表示，需要有一種「後民族主義」理論，把批判民族主義作為終結帝國主義的另一起點。在他看來，民族國家的獨立與自由始終不能超越人的獨立與自由。
然而，我們也不能不承認，陶醉於大國崛起聲威中的北京領導人，對這類歷史反思是不屑一顧的。「民族尊嚴」、「國家主權」是他們用來壓制異議的大帽子。「國安法」是他們打擊異己的利器。
香港與其他的殖民地畢竟不同。香港在成為特區時已是一個蓬勃發展的國際大都會。英國人喜歡說，繁華的新加坡面積只有倫敦的一半大。但同樣是城邦，新加坡其實也只有香港的一半大。香港的學術、教育、金融專業各個領域都人才濟濟，公民社會也蓬勃發展。但在國安法這隻「定海神針」的掃蕩下，新聞媒體或關閉或噤聲或自我審查，公民社會瓦解，書刊檢查制出臺後，連圖書館的童書都未能倖免，都需下架。在在顯示出香港社會的日漸沉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