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臨終指定我為他的回憶錄寫篇序文，我一向是個打亂仗的程咬金，不善於正經八百的寫文章。不過老東家既然吩咐，我只好硬著頭皮頂下這件差事。
李怡長得英俊瀟灑，港人把上相的男模女模稱作衣架子，李怡年輕時就是個衣架子。我見過香港有本時裝雜誌，還刊出過李怡的時裝寫真專輯，確實是風度翩翩。不過他平時衣著樸素，總是白襯衫黑長褲，肩掛公事包。
毛澤東駕崩，四人幫被捕那一陣，《七十年代》銷量特好，據李怡說，印了好幾版。天安門事件發生後，《九十年代》也重印了很多版。李怡還接受國際媒體日夜專訪，忙得不可開交。過後他來訪。我問他，怎樣？又發國難財了吧？他頷首說，是呀，國家不幸詩家幸。接著又嘆口氣，這種國難財，能不發最好。
李怡人在香港，妻子卻長期在大陸教中學，夫妻分隔兩地，每隔一段時間，李怡都會進入大陸與妻女短暫相聚。因而在香港有說他負有任務在身，必須定期到內地向上級領導彙報。他在回憶錄裡詳細道出北上探親的緣由和遭遇時，外界才理解不是他們臆測的那樣。荒謬的是，港人猜疑他負有「任務」，大陸他妻子學校的黨領導也懷疑他負有「任務」。只不過前者懷疑他是中共特務，後者懷疑他是英國特務。他那固執要在內地教書的妻子，也就被逼不斷的寫報告，做交代，校領導甚至逼迫她同特務老公斷絕關係。夫妻在內地見面時都盡量不觸及敏感的政治話題，以免給妻子惹麻煩。心理的煎熬，外人難以想像。
可是他在文友面前完全不提這類「家庭私事」，展現出十足的專業主義。記得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他興沖沖的要組稿，推出一個「一九八四」專輯。我最近看了他的回憶錄片段才發現，他的妻子和他自己，早前其實就活在「一九八四」的陰影裡。
有一位台灣名校科班出身的歷史學者，在憶往雜文集中談到他當年負笈耶魯求學時期，就靠《七十年代》和後來改名的《九十年代》，增長了他對兩岸三地的瞭解。尤其是李怡犀利的分析力和對時局的洞識，對他來說，很有啟蒙作用。我傳訊給李怡，他卻低調的回訊說，當年辦雜誌只是提供一個平台而已。
現在回過頭去看，當年這個平台所發揮的功能是很不簡單的。上世紀七十年代，坐足了十年牢出獄的台灣著名政治犯雷震，在獄中寫的回憶錄被當局沒收銷毀，出獄後發奮重寫，完稿後在台灣無處出版，是靠當時的黨外人士將書稿偷運到香港，交給《七十年代》印行。
雷震入獄前曾著書稿《我的母親》，胡適看了稱讚說：「一般人寫傳記總是歌頌備至，尤其大人先生，你倒實實在在的寫事實，可作史家研究時參考之用。」雷震出獄後，已是風燭殘年的癌末老人，但住宅正對門樓上仍有特務監視著他。一九七八年十月，他想將早年寫好卻沒機會出版的《我的母親》，印兩百本，贈送親友作為紀念。但書在印刷廠印成後，卻被警備總部的特務探知，派車將《我的母親》悉數捆載而去。連印刷廠老闆劉細達，也被當地警察局逮捕監禁，經家人保釋後，蓋了四個大手印才得返家，而且還得隨傳隨到。鄰居圍觀，還以為劉家出了什麼江洋大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