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末老人無法可想，只得寫一封公開信給當時準備接班繼大位的行政院長蔣經國，質問他印刷廠老闆印書究竟犯了什麼罪。警備總部劫走他的書，連收據也不出一張，究竟是根據什麼法條？警備總部就能違法濫權嗎？蔣經國可以撰寫《我的父親》，三月之內賣出八版，為什麼我雷震不能撰寫《我的母親》？這不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嗎？
然而，雷震的公開信無法在台面世，也只能偷渡出境，在香港的《七十年代》和美東版的《星島日報》刊出。
弱者的反抗終歸是無用的嗎？單從一個普通的「人」的角度來看，癌末老人的一封公開信，看似平淡無奇，在《七十年代》平台上讓人看到的是權勢者的醜陋面貌。再多的官方宣傳和作秀術也掩蓋不了。這些訊息，經台灣黨外刊物轉載後，震撼力不可低估。
《美麗島雜誌》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在高雄發起國際人權日大遊行，被國民黨政府大肆鎮壓，以叛亂罪名拘捕民運領袖。繼而又在二二八當天發生林家血案。然後就是卡內基美隆大學陳文成教授，被警總約談後在台大校園的離奇墜樓命案。台灣民眾不解的是，最可能涉案的特務機關卻未成為調查對象。
在這個綿延不斷的台灣民主抗爭和黨國反撲的過程中，李怡和他的雜誌一直密切關注，從未缺席。尤其是在案件發生和「叛亂案」審判的關鍵時刻，《七十年代》提供的平台，刊載了盡可能如實報導和深入分析的文章。
在台灣官方布下的迷霧陣中，這些文章的穿透力，能夠幫助讀者瞭解真相。對台灣民主運動的推波助瀾，李怡功不可沒。他是成功者，不是失敗者。
及至台灣特務機關派黑幫分子到美國加州刺殺江南案，成為國際醜聞，也無疑證實了台灣民眾歷來的疑慮。台灣的民主抗爭前仆後繼，黨國的反撲最後證明徒勞無功。我還記得一件趣事。當台灣完成憲政程序，在李登輝總統任內，李怡和《九十年代》編輯應邀赴台採訪，成為行政院的座上賓。十多年前因到香港拜訪李匪怡，接受「任務」回台的「叛亂分子」戴華光，還被關在牢裡呢。戴的老母氣憤不過，到法院門前擔牌抗議。這是什麼世道啊？都怪形勢變化太快。
李怡在《失敗者回憶錄》的題記中說，他在香港投注的畢生心力，他的所思所想，他對自由的堅持和民主的理念，始終無法實現。所以在現實上他承認是失敗者。他對香港和中國大陸的走向是悲觀的。
回過頭去看，我注意到李怡在辦雜誌的生涯中，受到一個重大的心理衝擊就是在毛澤東離世，四人幫被捕的時期。那時大陸的民憤排山倒海地湧現，那些交織著血與淚的控訴文字，不能不滌蕩人心，令海外知識分子反思。李怡以文學愛好者的靈敏直覺，收集了這段時期的傷痕文學作品，編成《中國新寫實主義文藝作品選》，引起不小反響。使人從過去出於民族情感而認同中共，轉而認同受這個政權壓迫，被它踩在腳底下的人民。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折。不僅對李怡本人而言，對雜誌的讀者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