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中國對海外流亡人士的監控與情報收集，主要是以負責國外情報業務的國安部負責，而與華僑社團與國外左派組織進行的聯繫，則是黨組織的統戰部和聯絡部，雖然同屬情報單位，但多數時間不會過度干涉與他國主權事務相關的事務，甚至是做出開設「海外警察站」這類越權的行為。而如今，透過修法與直接佈署的方式並讓原屬各部門分工的情報工作，統一戰線成以海外異議份子為主要工作，這反映出中共領導集團在這幾年間維持政權穩定的需求急遽提升。
由於中國在近幾年因貿易戰和新冠肺炎疫情的緣故，讓國內經濟狀況下行，加上連年天災影響讓糧食生產，使糧食自給率降低而出現供需問題，經濟、就業以及物價波動等因素造成社會不安，因此，除了擴大原有的城市管理執法規模外，今年也新增了農業管理執法來管控農村的糧食生產，並推動有關的農地復耕政策。而這些可以從維穩的費用大幅度提升觀察得出，單以2020年估算，中國的維穩經費已達2,100億美元，比2010年多一倍，並高出同年軍費7%。
除了強化對內部的控制外，由於網路媒體及社群的崛起，中國近年來也越來越忌憚海外流亡異議份子串聯華埠來影響當今政權。為了應對這些異議份子，各地方公安局紛紛在海外華僑社區成立辦公室，雖然名義上是協助處理僑社事務，但實際任務卻是監控海外異議份子。如以共產黨的史觀觀之，上世紀發生的辛亥革命與解放戰爭，正是因為海外華僑提供資金與人才還有協助與外國政府溝通下才得以成功，可以說現代中國的建設過程中，海外華僑功不可沒，但對現在的中共政權來說，正因為海外華僑是建國的功臣，除了是拉攏的對象外，同時也是必須提防的對象。
台灣必須更謹慎因應中國可能的動盪
雖然中國制定「反間諜法」的對象主要針對有「間諜嫌疑」的人為主，但因為「海外警察站」的出現，反而讓人質疑，中國是否會將執法的範圍向外延伸到華僑社區內？甚至是台灣？雖然國安局長在前幾天的立法院質詢中，否認台灣有發現「海外警察站」等機構，卻同時也表示，中國可能會經由第三方團體來做同樣的事。換句話說，如若台灣人或台商在中國工作經商，不想無端成為被共同富裕的對象，或者誤觸中國修訂的新法，即便這些事情可能在台灣發生，國人還是需要特別謹慎以對。
此外，中國政府對內部穩定的評估，往往吾人難以從其官方的任何說法看出端倪，然而，看不到風但可以看得到樹葉在動，中國積極修法因應海內外人士的做法，甚至統整海外佈建機構來應對這些人事物，可見其對內部社會經濟環境可能造成動盪之擔憂，絕非其對外所宣稱的樂觀。尤其，許多台商因應海外客戶對供應鏈風險控管，而需投資中國以外新的生產線或撤出部分在中國產能等，這對中國經濟會有長遠的影響，這才是台灣觀察中共此一系列政策的重點之一。
＊作者為國防大學中共軍事研究所的博士生，專研於中共軍事、區域安全與心理作戰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