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高英傑於書中寫到，父親被捕當時學校佈告欄天天都會公布政治情況，包括原住民的匪諜、貪污、叛亂等案，因此高英傑讀書時雖然成績名列前茅，卻也免不了被同學以異樣眼光投射、欺辱或排斥；因為一直期盼父親能無罪釋放，高英傑總會在每個星期日租腳踏車騎到台中車站月台，看著南下列車，期望能見到父親身影──但希望一再落空，高英傑1954年暑假回到山上發現多了座新墳，才知父親在4月就已被槍決：「家人刻意隱瞞唯一不在家的我，使我非常難過和歉疚，精神恍惚了一陣子。」
儘管高一生僅得年46歲，被迫早早離開妻子與8個孩子、家人也背負旁人對冤罪的誤解，但高英傑也說，母親高春芳的信仰、父親高一生留下的書信與歌曲為家人帶來激勵，陪伴家人走過艱辛歲月。
高英傑寫到，1993年夏天、也就是高一生離世近40個年頭時，旅居加州的二姐貴美返台，探望當時已經年老、陷入失憶狀態的高春芳，替母親唱了當年父親在獄中寫下的《春之佐保姬》，未料失憶的高春芳竟一句句跟著唱完，高英傑嘆：「場面令人感動，彷彿丈夫又回到身邊似的。」
如今每當高英傑現身於二二八及白色恐怖紀念活動，仍時常獻唱這曲《春之佐保姬》，配上父親寫的鋼琴伴奏，每每演唱現場總有與會者落淚，本日《拉拉庫斯回憶》新書發表會上亦有幾位民眾拿出面紙拭淚。
高一生走了，家人的懷念仍在，知曉這些故事的人們也仍會落淚，而台大歷史系教授周婉窈提醒，當今台灣人必須認識被犧牲的前輩，莫讓這些人在歷史裡再被「殺死」一次：「我常在課堂上跟學生講，他們已經被殺死一次了，我們還要在歷史再殺死他們一次嗎？我們一定要讓他們復活，活在我們的記憶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