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期間，她所在的行業尤其低迷。公司以底薪加提成的方式計算工資，近一兩年收入銳減。扣除日常開支包括每月2000元的房租，基本所剩無幾。
「考核越來越嚴格，業績最好的時候都達不到目標，」27歲的陳都都說。加上疫情期間許多地方長期封控帶來的壓抑，讓她覺得「突然看不到希望了。」
「去年那段時間讓我覺得，為什麼打工人這麼悲哀，每天都要早起，碌碌無為地去工作，每天做重覆的工作，就拿那麼一點工資，我覺得太可悲了，為什麼人會這樣活著？」
間隔年？啃老？
有人將「全職兒女」與國外大學畢業生中流行的「間隔年」（gap year）相比較。許多畢業生用這段過渡時間到社會上歷練自己，或者為下一步轉行或提升職場競爭力做打算。
但有學者指出，「全職兒女」 有啃老之嫌，對家庭和社會的影響不可小覷。
學者陸曦說，選擇「間隔年」的年輕人一般有著非常明確的打算，最常見的是在職場間隙出去修讀碩士學歷，或是參加其他的職業培訓，哪怕有很少一部分人選擇出門旅遊，也是在對未來的職業生涯有著非常強烈的預期和信心的情況下做出的選擇。
而中國的「全職兒女」大部分是被迫待在家裡，沒有明確的職業規劃，在家裡待著也不能積累社會實踐。而隨著就業市場的競爭越來越激烈，考公、考研的人數也越來越多；即便考上了，也將面臨未來失業市場更大的擠壓，未必能夠找到一份合適的工作。
據報道，今年中國將有創紀錄的1158萬學生從高等院校畢業，與去年相比增加了7.6%。與此同時，研究生畢業人數也在增長。2020年，教育部宣佈增加近19萬個研究生招生名額，擴張速度遠高於之前的比例。而這批學生也將在今年畢業進入就業市場。
陸曦說，在這種情況下，許多人做全職兒女其實是「自我價值沒有辦法得到社會肯定和接納時的一種自我麻醉」。
同時，從政府的角度來說，引用「全職兒女」這樣的新名詞，或者鼓勵網路上討論「全職兒女」的現象，主要是為了避免使用「高失業率」這樣的字眼，以此來減低社會矛盾，他說。
但歸根到底，「全職兒女的本質就是失業，」 陸曦直截了當地說。
「考慮到勞動參與率，以及考研、考公的比例，中國的失業率將遠遠超過20%，所以未來中國的全職兒女會越來越多，尤其是在應屆畢業生群體。」
陸曦表示，全職兒女將使父母一代的可支配收入下降，尤其是當父母支付一定的報酬給子女時，最終導致整個家庭的消費降級。
對父母來說，這些錢原本可以流動到市場上去購買商品或服務。對於兒女，從父母手中拿錢意味著他們對未來的收入預期下降，同時由於創造出的新的財富減少，本身的消費也會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