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在對抗Covid疫情期間展現驚人的韌性和典型的務實主義風格，從初期的嚴控清零，到以最快速率完成高疫苗接種覆蓋，轉為與病毒共存模式，成為亞洲最快與西方接軌開放邊境和放寬防疫措施的經濟體，同時維持非常低的死亡人數和死亡率。
新加坡是如何做到的？其決策的思維為何？透過閱讀《病有所醫？新加坡醫療體系之理想與現實》這本書，能讓我們對新加坡醫療體系，和新加坡執行者如何看待醫療問題，有更深入的洞見。作者林方源是直腸外科醫生，也有公衛的背景，曾任公立和私立醫院的管理高層，因此有能力對新加坡醫療模式非常精準地解剖，也不懼提出有建設性的批評。
新加坡醫療體系之源起
本書從新加坡醫療體系的歷史說起。新加坡的現代醫學體系自然是從英殖民時代始，從自治到獨立建國，李光耀等人的人民行動黨政府繼承了英殖民時期有強烈福利精神的公衛體系。新加坡的獨立初期有非常嚴重的生存焦慮，面臨周邊大國的潛在武力威脅，經濟前景不佳，外資撤離股巿大跌。這種焦慮也反映到對醫療的態度上，新加坡獨立初期政府對醫療的態度是維持最低的合理限度，避免鋪張和浪費。雖然後來新加坡經濟起飛財務好轉，但這種「防弊」的思維一直根深柢固。
李光耀對西方「免費午餐」式的福利模式是很反感的，一直強調必須將醫療等福利的責任從政府轉移到個人身上，個人必須努力工作才能贏得他自己的福利。在這種思維下，公積金制度也被重新設計，不再是單純的退休金，而是能夠提供資本給政府提供公共房屋和醫療。雖然公積金拿不出來也無法自由地使用，但在名義上它還是人民「自己的錢」，而不是一種稅，而且因為有上限額，所以富人所繳的公積金比一般人的比例少很多，（如一個月入六千新幣者每個月要繳交的公積金是一千二，但一個月入六萬新幣者每個月要繳交的公積金還是一千二，一千二占前者的所得很多，只占後者的所得一點）。
透過改良後的公積金制度，新加坡得以維持較低的所得稅率，來吸引全世界各地的富人來移民和投資，但也因此新加坡社會被分成了兩個階層，透過繳納公積金來使用公共福利的廣大中產階級，和頂端的富人階層。這個雙層結構可從新加坡各個面向觀察到，如房屋，大部分中產階級住在政府組屋裡，少數富人住在私人洋房或公寓。在醫療領域，如果要在看專科醫生時得到醫療補貼，那必須到公立的綜合診療所要求轉診，若透過私人家庭醫生轉診到政府控制的重組醫院，也不會獲得任何補貼。但後者的等待時間更短，也比較大機會由主治醫生本人而不是其他團隊成員診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