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特利指出，過去經濟學家甚至有助於引導戰略層面的決策。美國為二次大戰的諾曼第登陸做準備時，計量專家用數字指出，美國要到1944年年中才能擁有夠多的航運能力與登陸艇，因而成功延後了原本過於樂觀的登陸時程。值得注意的是，歷史類比上最接近中國攻台的戰役就是諾曼第登陸，這個經驗值得充份了解。
更宏觀的規劃
當然，個體經濟學不是唯一可以應用於使軍事管理更活絡的社會科學，不同的替代觀點提出的方向有時候甚至完全相反。
政治學就是其中一個例子。賽局理論告訴我們應該重視各方放出的訊號（Signaling），但重複賽局很難進行邊際效用分析。假設中國已經決定占領台灣，拒止與協防之間的資源配置比例就很好計算，但灰色地帶的威嚇就更為複雜，各方的反應強度都有可能影響中國之後會不會採取更全面的行動，對台軍事行動不一定會只有一輪。
惠特利指出，在美國對歐洲的軍費開支上，經濟學與政治學的看法就截然不同。經濟學家指出美國在歐洲的開支具有公共財特質，引來搭便車效應，因此往往反對增加開支。但政治學家更有可能強調美歐聯盟的作用，並鼓勵增加支出。
此外，由於當代的戰爭越來越重視軍民整合，總體經濟學變得越來越重要。當單一能力差距無法直接決定成敗，就應該逐一盤點每種能力之間的落差，舉例來說，如果對方利用金融弱點本身作為武器，我方該怎麼回應？惠特利認為這種時候有更簡單的判斷基準：美國在二戰期間的國防支出高達GDP的43%，在韓戰期間也占GDP的15%。相較之下，台灣的軍民能力方面還遠未達到極限。
隨著經濟制裁在美國國家政策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總體經濟模型對決策者將更為重要。若想有效地決定總體方向，就得能夠從各種角度積極思考，以有效指導決策。
國防的明日之星
軍隊在使用經濟學的時候，通常都是用來解決內部問題，最常用到的領域分別是勞動經濟學、健康經濟學、產業組織學。勞動經濟學可以幫忙指導軍隊人力規模與結構的決策；健康經濟學同樣與人事管理密切相關，尤其是部隊部署到海外時；最後，產業組織學，即討論市場結構和競爭的領域，則可以讓軍方了解供應商會如何因應不同的採購政策。
但這些決策都離實際上的作戰非常遠，而惠特利認為台灣的處境，可能沒有足夠的時間來研究這些問題，就像美國可以做的那樣。然而，正因為與中國的對峙不會是一場單局遊戲，即使台灣目前要準備應對中國2027年的軍事行動，依然不能忘記培植長期的應對能力。根據眾所周知的格言，後勤決定戰爭的勝敗，軍事管理是後勤的後盾。
經濟學有助於概括管理中的某些問題，並促進軍方和民間企業之間的人才流動，使全民防禦更加穩健。惠特利表示，「我鼓勵所有經濟學家都可以考慮為國防領域服務」，「加入之後，你大概會發現自己可以幫得上很多忙。」
＊作者為為台灣金融研訓院特聘外籍研究員，譯者為劉維人。本文選自163期台灣銀行家雜誌，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