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要在中國打造一個乾淨執政黨和乾淨社會，關鍵是如何處理資本這個社會不乾淨的重要推手。和權力不同，資本有它的邏輯，不能簡單套用治理黨的一套做法，用紀律和道德去約束資本和資本家，這即是習自前年開始，強化對資本的監管，泛化國家安全，用網絡法乃至直接用行政手段去打壓和整頓資本的原因。
打造乾淨政黨和乾淨社會，換個意識形態的說法，就是建設「純粹的社會」，這本是宗教追求的目標，因為宗教才要求人類心靈的純粹性，但它也符合共產主義的理念，共產主義的目標是要建設一個沒有人剝削人、人壓迫的人的社會，人人都以公為先，集體大於自我。
只不過宗教通過宣揚愛和善來實現這點，而共產主義通過階級鬥爭和階級專政來達到這一目標。在這個意義上，習打造「乾淨的社會」實際也是向正統社會主義的回歸。
從個人品德來說，領袖潔身自好，不同流合汙值得讚揚，但如果領袖都要求人人像他一樣，成為一個聖人，並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在公共生活和經濟活動中推行建立一個乾淨的社會，則會形成災難。不幸的是，習恰恰是一個使命感特強的領導人，他自覺有責任不能把一個不乾淨的社會交給中共的下一代。這種對乾淨社會的病態嗜好，惡果已經顯現，它不但不能昇華人們的思想和道德水準，反而讓人人變成偽君子，並窒息資本的活力，讓中國經濟澈底躺平。
中共二十大讓習獲得了更大的權力，在他追求的目標上，他的偏執型人格和認知模式很可能會讓他把事情推向一種極端，直到產生破壞性後果無以為繼為止。因此，從一個長時段的歷史來看，無論他改造中共和中國是否成功，最後都會以悲劇收場。
黯淡的未來：中國式現代化、類法西斯政權和可能的崩潰
習建立絕對權力或類法西斯政權取得了相當部分成功。在他統治的第二季或下半場，中國會變成一個非常沉悶、壓抑和無趣的國家。習對經濟管制的一定程度的放鬆，不會重演毛文革結束後的過渡時期因經濟自由的增加對社會特別是政治帶來的衝擊，從而使得政治有某種程度的開放這樣一個過程。
原因在於，毛的去世讓中共黨內的改革派得以崛起，他們和社會要求開放，廢除對國民的嚴厲管制的呼聲互相配合，使得承續毛的衣缽的當時的領導者也不得不讓步；但現在的情形完全不是這樣，習壓制了黨內改革派，儘管黨內和社會有諸多不滿，然而這種不滿反被他當作進一步收緊政治控制的理由，因此，對希望呼吸新鮮空氣的人民來講，恐怕還得等一段可能是漫長的歲月。
如果外部環境沒有什麼特別的變動，除非是習的某項重大戰略決策出現嚴重錯誤，否則，在嚴厲的近乎無死角的科技和大數據的監控下，中國社會內部包括黨內難興起成規模哪怕是局部的反抗力量，即使有這樣的反抗，也會被當局壓制。二○二二年十一月底，因為無法忍受當局疫情防控的清零政策，在中國爆發了「白紙運動」，蔓延到全國二十多個大城市，年輕人走向街頭或者在校園內集會表達抗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