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多歲的一位老先生，每天念茲在茲談的是國事，聲聲念念為的是台灣，雖然有人認為他不應再妄議時政、指點江山，但對這樣的李登輝，誰忍苛責？
不忍苛責他的人說，就讓他說罷，反正他早已失去了一言而動天下的那種權力，聽聽無傷，對大局亦無損。
但也有人看法不同，形容他住的翠山莊，就像政治朝聖的麥加，不但各黨各派政客絡繹於途，連太陽花世代的那些年輕人，也都被他召去聆聽山上訓示；他的思想感染力，獨步全台，影響現實，也延及未來，即使不忍，也該以春秋責之。
其實，對李登輝的這種兩極評價，恰恰勾勒出他的兩面性格。在他身上，許多人都可以看到：柏拉圖與馬基維利忽明忽晦的交錯，威權與民粹反反覆覆的互換，今日之我也常常否定昨日之我；他常說的「我是不是我的我」的那句話，既是他作為一個教徒的見證，也是他作為一個政客的告白。
但即使再怎麼反對他的人，也不能否認這些事實：他是罕見的國家領導人，有思想高度，也有堅強意志；懂合縱連橫權謀，也懂民粹動員訴求。這些罕見的領導特質，讓他在位十二年，經過六次非革命性的憲政改造程序，一步步將威權政體拆解，一步步建立了以選舉為主體的民主台灣。更重要的是，他善用領導人的話語霸權，一點一滴將主體意識深植內化，從此翻轉了台灣歷史。
這些事實，都已寫入了歷史。但李登輝顯然不甘心祇作一個歷史教科書中的人物，許多卸任總統都滿足於當個過去完成式，但他不同於任何人，卸任十五年來，他不但仍是現在進行式，更期待能被人寫成未來式。
但卸任國家領導人有像他這樣難以忘情政治的嗎？有，但極少。美國的老羅斯福，英國的柴契爾夫人，都是政治學經典案例，負面的經典案例。相反的正面經典案例，有塞內加爾的桑果，法國的戴高樂。這兩個人都跟李登輝一樣，都曾有功於他們的國家，但桑果卸任後隱居法國，戴高樂卸任後回到老家，他們不但告別絢爛，也告別政治。
李登輝會不會變成台灣卸任總統的負面經典案例？很難說，有待歷史的裁判。但他最近對修憲、對九二共識的積極介入，卻讓人隱約看出一些端倪。
他說「現在總統採直接民選，但憲法上的權力並未清楚界定」，以及「民選總統的權力，必須受限和制衡，但實務上卻沒有其他機關可以監督、制衡」，這兩句話，與主張修憲限縮總統權力者同調，但孰令致之？
李登輝忘了：雙首長制是他定調的，取消閣揆副署權是他堅持的，總統得到而非應到立法院發表國情咨文，也是他妥協的。換言之，在他任內的六次修憲過程中，雖有朝野政治意志的折衷妥協，但就像「一個人的聖經」一樣，六次修憲後的憲法幾乎就是他「一個人的憲法」。亦即，這樣的憲法，以及這樣的總統權力，都是他個人強烈意志投射的產物；他若要批評，批評的豈非自己？始作俑者，其無責乎？
九二共識也是一樣。這個名詞確實是蘇起後來「發明」的，但在沒有這個名詞之前，李登輝設立的國統會所作出的「關於一個中國的涵義」的決議文，就是有其實而無其名的九二共識。更何況，即使九二共識是被人製造發明的，但這個名詞早已通用於美、中、台領導人之間，假的也變成真的，何必再去爭論有無？而且，要否認九二共識，李登輝是否應該先對當年的「關於一個中國的涵義」決議，有所澄清？甚至致歉表示悔不當初？這又是，始作俑者，其無責乎？否則「我是不是我的我」這句話，在政治上該作何解釋？
十幾年前，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以「你不走，叫我們如何懷念你？」為題，評論李登輝卸任後難忘政治的一些言行，這個標題的賞味期至今有效。
＊作者為大學客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