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一八六○年代，俄國的敖德薩穀物港對於攜帶式硝化甘油將如何改變世界穀物的運輸路徑，完全措手不及。七十多年來，帆船一直駛向碼頭，購買俄國、波蘭和烏克蘭的小麥。除了儲存在敖德薩當地的糧食外，聶伯河、聶斯特河和南布格河（Southern Bug Rivers）上的駁船也裝載了數千個「包袋」（puds），也就是等待啟航船隻的三十三磅穀物袋。但是一八六六年以後，航程短的新造「大型貨運蒸汽輪船」卻凸顯出敖德薩是一個尷尬的停泊空間。敖德薩外海波濤洶湧的海水和狹窄的港口，對配備複合發動機、螺旋槳和約兩萬噸容量的蒸汽輪船而言，是很大的挑戰。即使對帆船來說，要進入敖德薩港也有難度。那裡的船長抱怨工人工會、海關官僚機構和敖德薩銀行造成的延誤。駐紮在敖德薩協助船長的英國貿易官員給船長的時間很少，也不太尊重他們。英國領事尤斯達斯．克拉爾．格倫維爾─莫瑞（Eustace Clare Grenville-Murray）曾在一八六九年時抱怨道：「水準較低的船長最常到的港口就是敖德薩。」他繼續說：「六人中有五人是來自希爾茲（Shields）或桑德蘭（Sunderland）沒受過教育的礦工，」最糟糕的是那些「在水手中被稱為海上律師的人，這些人只受一半的教育，特別麻煩。」格倫維爾─莫瑞後來被免職了，但敖德薩的商人證明了船長無論是否了解法律，都面臨著許多困難，包括總督的不經心和港口官員的疏忽。
船長面臨的其他困境，還包括君士坦丁堡的狹窄通道，因為這條通道在戰爭、飢餓或叛亂的情況下，都有可能會被鄂圖曼帝國封鎖。海峽有可能額外課稅或發生文件延誤，不時令商人的作業陷入停頓。由於所有這些因素，到了一八六九年，將一英斗小麥從敖德薩運到歐洲港口的成本，至少是二十五美分。同樣數量的小麥從美國運來則不到二十美分，儘管從敖德薩出發的路線較近、時間更短，而且不用穿越海洋的最深處。一八七○年後，廉價的美國穀物和麵粉逐漸取代俄國的穀物及麵粉，成為歐洲城市工人階級的食物。
正如李嘉圖悖論所預測的，由於來自美國的穀物如此之多，歐洲的地產階級率先倒下。根據柏林一名觀察家所記錄，早在一八七○年，「報紙上就充斥著待售土地的廣告，旁邊並列的則是新公司的公告。」瑞典、德國、英國和愛爾蘭的農用土地價格下跌得更快，在這些國家，邊緣土地種植穀物的占比較重；而法國的農業較多樣化，而且有較優勢的運河。
問題不僅是現存的信貸與現金拮据的農民之間的關係，也在於與銀行的關係。到了一八七二年十一月，一些在首都柏林和維也納的銀行搖搖欲墜。這些銀行面臨著英國在一八六六年時所面臨的同樣問題。金融公司使用匯票為長期債務專案借款，尤其是在首都蓬勃發展的房地產市場。工業和鐵路的發起人，也一直有效率地在貨幣市場上以三個月和六個月的分期方式借款，用於長期的、有時是投機性的專案。在德國和美國，首先倒閉的公司，用二十世紀會計師的話來說，是「借短貸長」的公司。他們的經營方式與一八六六年的奧弗倫─格尼公司非常相似，他們所借款的貨幣市場，是從熱那亞和威尼斯商人時代以來一直用於穀物貿易的貨幣市場。一旦利率上升，他們的帳面餘額就會耗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