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布利特說，與以往大選相比，今年大選的議題更加偏重國內事務，外交和國際事務在競選中處於相對次要的位置。究其原因，主要有三點：
一是英國人當前正經歷多重「身份危機」，對於英國該不該退出歐盟、蘇格蘭該不該選擇獨立等問題長期爭執不休，內耗嚴重，無暇顧及其他。而英國的「脫歐」傾向，也使它在歐盟內的話語權降低，地位趨於邊緣化。
二是英國在參與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後，國內厭戰情緒高漲，選民不願看到政府過多插手國際事務。
三是英國經濟復甦仍面臨壓力，高額赤字和財政緊縮都迫使英國優先發展本國經濟，對國際事務心有餘而力不足。
尼布利特認為，英國的外交收縮與其政治碎片化之間存在因果關係：在多黨並存相互制衡的政治格局中，政府想要干預海外事務變得更加困難，因為很多小黨不願在外交領域「冒險」來耗費其有限的政治資源。
決策自主化
分析人士指出，英國以往在外交上慣於追隨美國，重視所謂英美「特殊關係」，但隨著英國政情變化和美國戰略東移，英國正試圖超越以歐美為中心的外交方向，轉而遊走於傳統盟友和新興經濟體之間，尋找更有利的生存空間。
尼布利特認為，在外交領域，英國已不再主動追隨美國。過去5年中，保守黨領導的聯合政府嘗試適度走出英美「特殊關係」，跳出傳統的「歐洲－大西洋」外交框架，重視與中國、印度、南非、波灣國家等新興經濟體的自主交往。而工黨領袖米勒班4月底在闡述該黨的外交主張時，幾乎沒有專門涉及美國的內容。
「從英國決定加入亞投行，到在聯合國安理會針對以色列修建猶太人屯墾區等問題上所採取的立場，都能看出英國和美國拉開了一些距離。」尼布利特說。
觀察家認為，出現這種局面的原因在於：一方面，美國戰略重心東移，關注重點由歐洲轉向亞洲；另一方面，隨著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的變化，英國也在適應新的現實，強調更加關注軟實力、全球治理與發展，注重巧妙利用新興經濟體的繁榮來惠及自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