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歷史決議」的另一個影響，是鞏固了中共與蘇共的關係。據了解，該文件在1949年中共建政後曾遭修改，目前市面流傳的均為改版，而修改的目的，正是為了顧及蘇聯的觀感。原版文件過於強調毛思想，對於蘇聯在革命上的協助隻字未提，因此在修改並翻譯成俄文之前，刻意弱化對毛思想的強調，更加著墨於馬列主義，並突出蘇聯對中共革命的指導與貢獻，以便爭取蘇聯信任。另一個修改處，是原版中並未批判王明、博古，原因是當時渠等仍是中共中央委員，然而在改版時2人均已卸任，因此增加了對渠等路線之批判。
1981年6月27日，中共在第11屆6中全會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後世稱「第二份歷史決議」。該決議的背景，是毛澤東在1976年9月過世後，中共內部發生一系列變故，包括文化大革命結束、「四人幫」被捕、華國鋒的「凡是派」與鄧小平的「實踐派」之爭、平反冤假錯案、確立「改革開放」政策、廢除終身領導制。經歷這些重大事件後，鄧小平認為有必要對於如何看待建政後的中共歷史、評價文化大革命、定調毛澤東的功過得失及毛思想等問題做出總結、統一認識，聲明官方立場，以便明確未來發展方向。
「第二份歷史決議」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共中央書記處領導下，由中共中央副主席鄧小平、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主持進行的。起草小組由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喬木負責，鄧力群、姚依林、胡耀邦等人參與起草工作，草稿交鄧小平修改後，又將第三稿提交給四千多名高級幹部共同討論，始通過最終版本。可以說這次的決議，較「第一份歷史決議」更帶有多元意見色彩，單一個人的價值觀點並不明顯。
「第二份歷史決議」的直接影響，是對毛澤東的評價做出官方定調。毛澤東過世後，「四人幫」、「凡是派」兩個以繼承毛澤東政治遺產自居的派系先後失勢，民間對於文革的檢討與質疑呼聲不斷，但鄧小平為避免中共步上蘇共在史達林逝世後對其進行「鞭屍」引發群情不滿的後路，力主維護毛澤東的歷史定位，因此對毛澤東做出「三七開」的評價，即「錯誤三分，功勞七分」。而之所以不願全面否定毛澤東，係因毛澤東之於中共的重要性，遠高於史達林之於蘇共：毛澤東是領導中共建政的第一代領導人，否認毛澤東將危及政權的正當性；相較下，蘇共「十月革命」係在列寧帶領下完成，由第三任領導人赫魯雪夫否認第二任領導人史達林，尚不致動搖政權基礎。
另一個較為間接的影響，則是為「改革開放」政策掃除障礙。中共在1978年12月確立「改革開放」政策後，鄧小平認為欲順利推動「改革開放」，就必須全面完成撥亂反正，正確認識中共建政以來走過的道路，總結出這一時期的歷史經驗，對重大歷史問題做出結論，以釐清是非、統一思想，俟一切塵埃落定並總結分歧，方能繼往開來。在決議中，對毛澤東的作為及思想採取不全面否認態度，一部分也被視為藉此安撫黨內極左派人士，讓這些人即使不支持「改革開放」，也至少能夠不公開反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