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和西歐，宗教偏見都激起對新移民團體的不滿與不信任。不過在新右派現象中，高度政治化的保守宗教復興原本就是一大重要特色，與移民議題沒有什麼關係。而就美國政教分離的長久傳統來看，福音派新教徒的參政特別出人意料。這種參政現象早在一九四二年隨著全國福音派協會的成立而組織成形，在一九五○年代，福音派牧師比利．格雷厄姆（Billy Graham）更是為社會保守主義和反共產主義發聲。等到一九七七年愛家協會（Focus on the Family）和一九七九年的道德多數派（Moral Majority）成立時，就在全美政治界中變得舉足輕重。
在北大西洋以外，許多重要的政治運動雖然與工業界的新右派不同，卻共享一些相同的重要目標。在大多數的地方，宗教都扮演核心角色。一九六○年代和一九七○年代出現強大的保守派穆斯林復興，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一九七九年伊朗革命領導人霍梅尼。更晚近一點的，則是激進的伊斯蘭恐怖組織，他們試圖重塑穆斯林世界的政治秩序（特別是與西方對抗），最終目的是建立代替世俗民族主義的神權統治。在印度，印度人民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簡稱BJP）於一九八○年成立（不過其根源可追溯到一九二○年代的民族主義運動，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與巴基斯坦建國後的衝突），他們拒絕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核心那種世俗的唯物主義，轉而支持政治化的印度教。伊朗的革命政權和印度人民黨都支持某種形式的統合性民族主義：認為自己的宗教就是民族政治傳統的基礎，也是使他們成為偉大而自由民族的原因。印度人民黨還將這種宗教激進主義與一系列健全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結合，包括支持私有化、放鬆管制、自由市場、財政保守主義和企業家精神。
這股政治宗教熱潮的成因很複雜。在一九六○年代和一九七○年代，世界上某些地方突然就出現一股世俗化浪潮，這不見得是因為隨著正式宗教實踐的衰落，人們逐漸放棄宗教信仰（儘管也有這樣的趨勢）。在已開發國家的情況特別明顯，參加宗教儀式的人數急劇下降。在基督教國家，受洗和教堂婚禮的比率下降。到了一九八一年，有五九％的法國人和四八％的英國人表示從未上教堂。許多社會學家認為，隨著社會變得富裕和複雜，就會出現功能分化，特定的社會和文化功能逐漸為專門的機構與專業人士接掌。例如，教育成為學校和大學的職責；職涯規劃改由職業協會來負責；心理健康的維繫成為心理學家的工作；社會援助成為社工的工作；經濟生活由會計師、銀行家和貿易聯盟官員處理。這一切全都在破壞宗教的權威，自古以來，宗教在大多數社會中，在社群生活的各個方面都扮演相當的角色，透過慈善機構來滿足人的物質需求、透過諮詢來關照人的心靈、在宗教學校中教導人民，以及組織同儕團體（例如青年、婦女和專業組織）。當然還有在社會現代化的過程中，科學探究和科學家（而不是宗教及教會）接手解釋世界運作的方式。對虔誠的教徒來說，這兩種發展都是巨大的威脅，因此會有展開行動的呼籲。另一項威脅則是日益個體化或「私人化」的宗教，這是一種靈性發展的趨勢，側重於個人經驗，而不是信仰的集體實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