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這麼說，象徵應該大於寓意，多重寓意。
梅爾維爾是命運多乖多蹇的人，始於窮苦終於窮苦（一八一九—一八九一）。他生於一個喀爾文教派的大家族，但十二歲即家道破敗並喪父，從這個年紀就輟學工作；他的航海經歷開始於十九歲，先商船，後捕鯨船，是開了大視野，但應該也都不是愉悅的生命經驗，而是長時間孤獨且一成不變的日子，不知何時襲來的致命凶險，加上殘酷專權的船長等等。其間，梅爾維爾不堪忍受開過一次小差，在南太平洋馬克薩斯群島和土著泰皮人生活了一個月；也曾因為參與針對船長的抗暴行動而被囚。《白鯨記》的書寫，也許就是啟始於對這一斑駁經歷的一次回想。
即便是《白鯨記》這部小說也一樣是淒涼的。《白鯨記》寫成於梅爾維爾三十二歲，但終其一生此書幾乎無人聞問，據說總共只賣出五本（我在出版世界多年，沒聽過有這種銷售數字）。這本書一直要到二十世紀初才被想起（死後二十多年，連成為幽魂都等不起），才逐漸還它公道，甚至被慷慨贈予美國最偉大小說的殊榮；也就是說，《白鯨記》在梅爾維爾本人心裡的圖像和我們的完全不同，他不會真的知道自己做成了什麼事，也許只覺得自己做了件蠢事吧。但願他自信點乃至於自戀點，會苦笑想著他所熟讀《聖經》裡耶穌的話語，別把珍珠扔給豬群云云。這是文學書寫最核心的孤獨，我想不出有哪一行哪種志業這樣，完成的時間，完整報償的時間需要這麼久，長到荒謬，長到讓諸多東西失去意義轉入虛無。
所以波赫士這麼說他：「梅爾維爾和柯律治一樣習慣於絕望。《白鯨記》其實就是一個噩夢。」
但這還真沒那麼容易看出來。我指的是，就《白鯨記》的「書寫材料」，我們處處找得到和梅爾維爾生命經歷的直接聯繫，但氣氛上、心境上卻大大不同，甚至多是背反的。最明顯便是語調，這是我自己最喜歡，一種最興高采烈的、始終不改興高采烈的說故事方式，就從第一個字開始，「就叫我以實馬利吧。／前些年前—且別管究竟是多少年前，我口袋裡只有很少的錢，或者沒有錢……」。開頭決定出海捕鯨如此，結尾「每個人都死了」仍如此；尷尬時如此（比方得和陌生的異教徒野人魚叉手睡同一張床），卑屈時如此（比方第一次見到阿哈船長），恐懼時如此，距離如此興高采烈最遠的東西之一正是絕望。語調是人思維乃至於人格的「果」，卻又總是倒回頭來成為人思維和人格生成變化的一個「因」，調節血脈驅散愁悶，讓人用更加興高采烈的目光看世人、看世界。
這也許是我們可仿效的，試著從改變語調開始，再及於眼睛，及於內心。
在這個髒兮兮的捕鯨人世界裡，被寫得最有品最高貴的人物，居然是野人魚叉手魁魁格，我所認得的人讀《白鯨記》無不這麼想。這到今天不難，因為政治正確了，所以就像可以死人但絕不能死小狗死小貓一樣，在好萊塢甚至已是一種公式了（上帝是黑人，總統是黑人；俠盜羅賓漢的導師不是英國神父，而是更聰明也更文明的黑膚摩爾人）。但才十九世紀中的美利堅空氣可不是如此，那是喀爾文教派那個最嚴酷的白人上帝仍高懸每人頭頂三尺的時代，燒個人吊個人用石頭打死個人仍不算什麼大事，只是沒再那麼公開方便而已，如今仍活在美國南方的三K黨人（喀爾文教義的虔信者後裔）也依然如此。我讀著書中說故事人以實馬利忘情看著魁魁格腦袋那一幕，他講魁魁格從頭骨構造到容貌像極了喬治．華盛頓，是「野蠻人化的華盛頓」，當下，我有一種穿越時空的不寒而慄之感，一隻貓剛剛走過了我的墳墓，這如何能不是褻凟？要知道，華盛頓一直被美國人認定是最接近神的人，「他是好人中最偉大的，也是偉人中最好的。」終整個十九世紀如此。我開始這麼想，這部小說被美國人整整遺忘了六十年只少不多，也許是幸運，噤聲的時間寬容了梅爾維爾，也保護了《白鯨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