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這幾年來，香港青年自殺問題的成因多被歸咎於教育制度的缺失，導致學生承受了巨大的學業壓力。然而，自二○一九年六月起，從許多青年人的遺書或留言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們輕生的原因中，對當時的政經局勢的不滿成為了重要的一環。這種情況讓我們感到遺憾與矛盾，因為從歷史我們知道，有許多人因為替政治訴求獻出生命而受到歌頌。就像幾年前的中東茉莉花革命爆發，實際上源於一位年輕小販因貨品遭政府沒收與個人尊嚴受辱，而選擇以自焚的方式來控訴政府的行為。這種情況在我們看來是矛盾的，因為我們一方面對那些為理想犧牲的人充滿敬仰，但另一方面，我們又不希望這些年輕人放棄他們富有潛力的未來、他們的朋友和家人。陶教授，你對此有何見解或指導可供分享？
陶：我想這不是指引，而是我們要了解香港青年人的特殊心境。這些青年人的自殺並不如上述茉莉花運動的自焚控訴或譚嗣同的為國犧牲。香港青年人大多有一種很強烈的無助感。除上面提過的社會流動性問題，另一個重要的社會學理論去闡釋就是他們正活在一種後物質消費型態。在二戰後香港經濟匱乏，且湧入大量難民。每個人視香港為「借來的空間」，並希望賺大錢以改善生活，故被稱為「經濟動物」，文化素養則相對較差。
趙：那個年代所謂「獅子山下」精神就是拚命賺錢，大家多對政治冷感。
陶：但是到了九〇年代，香港經濟起飛並有了富裕成果。青年人的父母一般都比較有積蓄的，故沒有需要直接去謀生。這件事情的好處是甚麼呢？他們的消費是沒有那麼物質性的，而且多了關心個人形象及發掘自身興趣，例如現在流行的「窮遊」就是認為旅行並非單純為了購物，而是追求生活情調。另外，他們在普世「後物質主義」浪潮影響下更重視個人自由。這個自由是很寬闊的，它不僅是政治自由，還有自己的個性解放。這令青年人於工作選擇上更喜歡成為自由職業者（Freelancer），或者喜歡在某小型群組閒聊。
趙：這個跟「六、七〇後」正正有很大的差異。「六、七〇後」較為追求生活安穩及物質享受，不少成為了公務員。
陶：是的，香港人比較追求享樂主義。他們缺乏西方的「個體式」價值信念，例如去冒險、從事藝術創作、到處闖蕩等。於是在比較單調的形態遇上社會失序或工作不順後，容易 變得焦慮及意志薄弱，有諷刺謂「玻璃心」。可我們要明白他們進入成人世界時不免有更多焦慮，如對上班不熟悉或自由度降低而感覺迷惘。
趙：我們常謂年長的人要理解青年人，正如特區政府也強調要放下「家長式」管治心態。我們年輕的時候也很討厭別人給很多的意見和管束。陶先生你小時候也會這樣？陶：對！
趙：然年長的人是很矛盾的。如今我們有時看到青年人的工作表現及儲蓄習慣不免會對其嘮嘮叨叨。究竟我們怎樣才能夠真正走進青年人的世界，從而了解他們。
＊作者陶國璋，新亞研究所榮譽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客座助理教授。趙善軒，曾任深圳大學饒宗頤文化研究院副教授、北京理工大學珠海學院、美國布萊恩特大學合聘副教授、新亞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訪問學者，現為國立中山大學兼任研究員，旅居英倫。本文選自兩人合著之《再飄零：離散時代與社會撕裂的哲學思考》（一八四一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