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飄零：離散時代與社會撕裂的哲學思考》為兩位作者的對談錄，內容橫跨古今中外，立足本土，讓讀者身處瑣碎、繁複的世事，還能追尋更澄明的心靈。
陶國璋（以下為陶）：我覺得兩個世代永遠都有一種代溝的。我們要知道青年人大多在心智上充滿湍動，有時做事時未有詳盡的思量。就自殺的問題來講，最核心的元素就是絕望感。丹麥哲學家齊克果說絕望感是一種人覺得空虛、無聊，甚至慢慢感到孤獨無援的時候產生抗拒面對自己的情況。由此觀之，自殺者除了有情緒抑鬱外，更常會因不願面對自己而猶如消費者那樣將自己消耗殆盡，如涉足吸毒、酗酒、賭博、沉迷電動等去麻醉自己。有一點很微妙的是自殺者在沾染這些不良嗜好一段時間後總會有某程度上的清醒，然清醒後自己總是感覺更為痛苦，最後再次選擇逃避。周而復始到了一個臨界點之後，就會產生一種無法再面對自己的絕望感，故選擇自殺。
不過話得說回來，香港青年雖然有點先天不足（輕不著地之世界趨勢），但人性中，青年人的正義感正如八、九點鐘的太陽（毛澤東語），他們尚未進入成人世界，對公平、正義、理想總有一股衝力，總是要「打抱不平」，機緣上遇上這場社會運動，內在的理想性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孟子語），被壓抑的無助感，正好激起千重浪，形成波瀾壯闊的群眾活動。所以這場運動特別純粹、特別感人。
趙善軒（以下為趙）：上述分析似乎跟現在香港社會青年人的那種絕望有點不太吻合？我記得大學時期就讀哲學的藝人黃子華說過一個虛構的故事作比喻。他說二〇一四年的有一天，阿強穿著一件寫著「生於亂世」的Ｔ恤來到他家，然後他爺爺一看到就說：「生於亂世？我們跟日本人打仗的時候才叫生於亂世啊！」上一代的人往往無法理解現今社會青年的行為。他們覺得絕望的社會泛指他們曾經歷的各場戰爭、大躍進、饑荒、文革等。他們覺得現在的香港社會如此富足，而且大家生活也相對自由。你們年輕人有甚麼資格說絕望呢？我覺得年長的人一旦進入這種思維，你就不能夠了解青年人了。對此陶先生你會如何將年輕人的絕望解釋予那些年長的人？
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Unbearable of Lightness of Being）說過去的人活在一個比較沉重的環境，如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民族主義的興起，或者中國經歷過的五四運動、國共內戰等。這樣令他們形成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感覺。現代人有一種很特別的處境，就是在目前稍為富裕的社會裡稍為缺乏一種生活壓迫的狀態。這有一種很特別的感覺叫作「輕不著地」，或稱「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我有一個學生將這個名字改為「生命難頂輕飄飄」。一言以蔽之，輕飄飄的感覺就是找不到生命的必然性，如大家會想為甚麼我一定要上班、考試、遊行示威呢？這除了是哲學問題，也是一種時代的表現，就是說他找不到必然要這麼做的原因。有時候即使你是因為感覺社會有所不公平、不公義而需要表達出來，但當你發現即使行為再激進也改變不了社會後，會產生更大的情緒，感覺自己雙腳好像離開地面一樣輕飄飄的，產生了一種特別的虛無感。這當然是較文學的分析，但是籠統地也可描述到現在年輕人的那種無助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