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哲學家彼得·辛格在他的著作《你能拯救的生命》中引用了這個設問，來說明慈善行為的遠疏近親。他說，2008年中國四川發生地震，造成7 萬多人死亡，35 萬人受傷，近 500 萬人無家可歸，電視新聞讓他對遇難者家屬感到同情，但是並沒有因此而停止工作或者悲痛難眠。
他還舉例說，2004 年海嘯襲擊了東南亞，造成 22 萬人喪生，數百萬人無家可歸，美國民眾為此捐款15.4 億美元。然而，第二年美國本土遭受卡特裡娜颶風襲擊，造成約 1600 人死亡，美國民眾給災民的捐款達到65 億美元。
儘管彼得·辛格認為，遠疏近親是人類進化過程中自然選擇的結果，但是我也從這些例子中看到，兩百多年來，世界已經發生了曾經難以想象的變化。假如亞當·斯密生活在今天，他一定不會做那樣的假設--不僅僅因為擔心被控「辱華」，更是因為不可能所有人都對地球另一側的人道災難無動於衷。事實上，2008年的四川地震，中國收到包括港澳台在內的境外捐助200多億元人民幣。美國民眾為東南亞海嘯災難的捐款，雖然不到發生在本土的損失更小的颶風災難捐款的四分之一，卻是兩百多年前難以企及的善行，創下了美國境外救災捐助的歷史記錄。
這個變化中最關鍵的因素，就是整個世界建立起了連接，日益成為「地球村」。因為這個連接，災難發生的消息可以瞬間傳遍全球，慈善組織的運作也四通八達。
「面對一個在撒尿的人，我怎麼也無法開槍」
連接不僅能迅速帶來救助，也能消除仇恨。儘管培養仇恨的方式多種多樣，但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切斷和「敵人」的連接。孫子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但是，這說的是軍事指揮家。古往今來，要讓民眾去仇恨陌生人，要讓士兵去殺人，最好的辦法就是把「敵人」描繪成異類和惡魔，也就是非人化。在資訊高度發達的今天，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呢，大多數煽動仇恨的專制者都會阻礙信息的自由流通，建立互聯網高牆，並懲罰翻牆者。
戰爭倫理研究者袁源舉過一個例子，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一位聯軍士兵留下了這樣一則日記：「雖然我已經習慣隔著戰壕射擊敵人，但今天在休戰的間隙，我剛好看到敵人在撒尿，這種人所共通的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好像一下子點醒了我，讓我意識到敵人跟我一樣。面對一個在撒尿的人，我怎麼也無法開槍。」
儘管每一個人的良知喚醒方式和難易程度各不相同，但是我仍然相信，那些戰死時「嘴裡還銜著敵人的半塊耳朵」的「最可愛的人」（中國人民志願軍戰士），或者殘忍地殺害婦女兒童的哈馬斯恐怖分子，都經歷了長時間信息封閉狀態下的洗腦教育。
在一定程度上，「奉命翻牆」的胡錫進、華春瑩等人也和「敵人」建立了連接，看到了敵人撒尿、吃飯、上班以及唱歌跳舞，他們並不真的仇恨「敵人」，甚至會愛上「敵人」，到「敵國」去購房置業，讓老婆孩子去那邊生活和工作。而不被允許「翻牆」的本國民眾，則被他們煽動起來，會真的對沒有建立任何連接也毫不了解的「敵人」產生深仇大恨，隨時准備去充當炮灰。
＊作者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六四記憶 · 人權博物館總策展人，現居德國。本文原刊德國之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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