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代初，中國逐漸被視為勢不可擋的經濟大國。然而，最近發生了新的轉變，專家忽然都在說中國的經濟成長引擎已經損壞，中國在未來數十年注定不再引領世界。美國期刊《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專欄作家傅好文指出，關於中國的普遍看法已經轉變，但仍未看到全貌。
傅好文（Howard W. French）指出，專家關於中國的普遍看法轉變，他們引用的2個主要原因多年來一直為人所知。首先，中國的經濟成長模式過度依賴金融抑制及超額投資等政策。金融抑制指的國家控制國內利率、匯率、資本外流，從而讓公民幾乎無法從高儲蓄率獲得利息或收益，這些資源被國家獲取，被導向官僚青睞或優先考慮的產業，包括許多國營產業。
金融抑制可能引發的一些問題即使在門外漢的眼裡也顯而易見，官僚往往對商業知之甚少，而且不太可能處在最佳位置對工業的未來做出最明智及最靈活的經濟押注。當國家根據自己的想法獲取及投資國家儲蓄，資本對私人投資者來說變得更稀缺及更昂貴，這也抑制大多數成熟經濟體成長所依賴的國內消費。最後，隨著國家將越來越多的投資引入其選擇的產業，平均投資回報率將下降。目前中國正處於必須投入大量資本才能創造經濟成長的階段，而一切都顯示這種情況將繼續惡化。
迄今為止，新中國懷疑論者幾乎普遍引用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中國慘淡的人口狀況。似乎每星期都出現中國人口迅速高齡化或女性及夫妻越來越不願意生育的新報導，這些數字確實讓人震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專欄作家克魯曼（Paul Krugman）日前發表的一篇文章與主流媒體對中國的評價一樣，都是很好的基準。克魯曼在文中詳細闡述這2個因素，關於經濟壓制的論點，他引用中國北京大學金融學教授佩提斯（Michael Pettis）的觀點，此外，他也提到中國的人口問題。
克魯曼指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不願意透過加強中國薄弱的社會安全網來放鬆金融抑制，這反過來可能導致消費支出對GDP及經濟成長的貢獻更大。克魯曼將這種拒絕歸因於「反福利主義」（anti-welfarism）的意識形態及對於「懶人」的敵意。
傅好文指出，中國的社會保障網問題更深層，習近平不僅在意識形態上反對建立更慷慨的醫療制度、退休制度、失業制度，真正的問題是，中國等了很久才開始解決這些問題。中國當局認真對待人口老化及人口減少的速度很慢，一直拖延到無法再否認，然後陷入恐慌。現在中國突然充斥著敦促年輕人多生小孩的活動，但這不太可能奏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