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蘇傑生區分了「非西方」和「反西方」，將印度描述為一個與西方國家之間日益牢固的非西方國家。這樣的劃分有助印度打破長期陷入的後殖民認同困境。印度可以自由地在美國、歐洲和俄羅斯在內的多個合作夥伴之間建立更深入的關係，而不會被貼上親西方的標籤；同時參與金磚四國論壇，型塑金磚國家做為「非西方」論壇的價值，在全球治理民主化方面展現潛力。莫迪政府將印度定位為「非西方」而非「反西方」的角色，既鞏固了國內印度教右翼對其外交政策的支持，也為大國關係預留更大的迴旋空間。蘇傑生更進一步說明，印度必須學習東亞經驗，並利用「地緣政治促進國家發展」，同時，蘇傑生意識到應對俄羅斯與西方之間日益緊張的局勢所面臨的挑戰，呼籲西方夥伴了解印度與俄羅斯關係的歷史演變及其對亞洲安全的持續影響。最後，當談到印度「戰略自主」概念時，經常與「和美國保持距離」相連結，蘇傑生亦不諱言指出，西方的自由霸權主義往往會干涉其他國家的事務，並不可避免地與「像印度這樣的後殖民政體產生緊張關係，而這些政體正在重申自己的身份並堅守自己的立場」，這也是為什麼需要正名為「巴拉特」（Bharat），即使反對派擔憂放棄「印度」（India）這個名字將影響國家的歷史和全球認可，然而，其強調印度只有真正成為巴拉特，才能崛起，成功凝聚了印度教民族主義選民的良好共鳴。無論如何，蘇傑生藉由區分「非西方，但不反西方」的方式，適當描繪了印度當前外交政策的靈活性，外界能更清晰解讀印度未來政策的走向。
＊作者為臺灣印度研究協會秘書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