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對歐洲的出口增加50%，對東南亞增加6成，對日本增加7成，對美國增加120%，這些數字其實呈現出來——台灣是更廣泛地在往中國以外的市場結合，對中國的出口比例往下降，出口依賴從把政府最高的45%降到了35%，整整10%。不是說我們經濟整體就（因此）往下衰退，沒有，反而我們的經濟是往上升的，所以我們現在正處在一個截然不同的階段跟環境。
當然不是說我們要完完全全切斷跟中國的各種經貿往來，這也不太可能，不管是理性上面、物質上面，或者是說物理上面都不太可能達成這件事情，勢必會有兩岸之間的經貿往來，或是人員的往來，這個當然不是那麼容易完全一刀切斷，但是你有系統性地去分散這些風險，有系統性地把存在於中國市場的風險慢慢轉移，甚至慢慢脫離出來。
美國人常常講的「去風險」，我們現在就在走這樣子的方向，加深跟周邊其他國家的合作，而不是完完全全單一地去靠中國，甚至我認為這個方向應該要再持續。我們對中國的經濟依賴雖然出口佔比不斷往下降，但是在下一個階段，還要再繼續多元分散到其他地方去，我覺得這才是一個對我們來講比較健全的方式。
DW：你被北京列為「台獨頑固分子」，會很驚訝嗎？
林飛帆：第一個，他們把我列為制裁的名單，或是用這樣的標籤，我自己個人沒有太驚訝。我認為中國這些種種做法對於兩岸關係其實不會有正面的影響，它嘗試希望能夠影響台灣的輿論，想要創造爭取台灣人支持的這個環境，其實它的這些作為並不會真的有效達成這個目的。
二來，全世界所有的國家，主要的不管是西方民主國家，還是說即便連東南亞國家，都開始意識到中國經濟風險的存在，慢慢嘗試著要加深他們之間彼此的經濟連帶，而不是更加依賴中國，這是全世界都在發生的事情。
我們當然懷抱著一個善意的期待，兩岸之間如果能夠有一個更好的對話，奠基在彼此的尊重，甚至說在沒有政治前提的情況底下，這是我們的期待。
DW：2014年太陽花學運過後沒多久，香港也爆發了一些陸續的運動，甚至很多人講他們其實有參照台灣的運動。在這過程當中你也跟蠻多香港的學運領袖有聯繫，看到現在的香港，你自己的想法是什麼？
林飛帆：第一個是非常難過，我們身旁所有的香港朋友，要嘛是流亡到其他國家， 要不然就是在監獄裡面，剩下一些朋友，他們現在已經沒有辦法自由公開地發言，好像活在恐懼當中。
看到現在香港的情境，當然就是一個血淋淋的的對照。曾經有一段時間，我們懷抱一個期待是說，香港的年輕人、香港的公民社會真的能夠推翻威權統治，香港最終能夠成功，維持一個自由跟民主的香港。但是現在看到，你再怎樣龐大的公民社會跟動能，中共會用一百倍、一千倍的力量去壓制。在那樣的情境底下，香港的朋友想要從事不管是反抗的運動，還是說真的保護自己的運動，是非常非常困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