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自李登輝、陳水扁、到馬英九與蔡英文，對不動產市場皆採放任的手段或政策，美其名是「尊重市場機制」，實際上卻是刻意的放水，讓金融與不動產財團得以在法制不健全的體制下炒作而獲取暴利。直接說，台灣自李登輝開始就沒有「住宅政策」，更沒有「住者有其屋」政策，頂多就是有一點「不動產市場」政策。但台灣的不動產市場政策，卻是極右的偏向財團與不動產業者。
不動產的暴利性質並非始自今日。孫中山先生早在他的三民主義民生主義第二講就講得很清楚。他說：「近來歐美經濟的潮流侵入中國，最先受影響的就是土地。許多人把土地當賭具，做投機事業，俗語說是炒地皮…」；並說：「土地問題能夠解決，民生問題便可以解決一半了。」
然而，蔣中正、蔣經國兩位故總統好不容易在台灣建立的平均地權制度使貧富差距不因擁有不動產的增值與否而日漸擴大的均富體制，卻遭李登輝採行美、英式的所謂新自由主義、放任金融資本與土地（不動產）的炒作，隨著陳水扁、馬英九與蔡英文的更加放任與毫無節制，而導致今日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最主要因素便是來自於不動產的投機炒作與暴漲，使擁有眾多資產、小資產與無資產的民眾，貧富差距日益擴大。
李登輝以降的歷任總統，完全背離了孫中山民生主義的精神；更使得今天的家無恆產的年輕人必須以「三十年貸款」購屋而淪為大半輩子的屋奴。
從李登輝時期，台灣只要房地產發生暴漲現象，政府就會祭出各種金融信用管制、及一些不痛不癢的房、地稅制，美其民是要壓制不動產的炒作，但其實在政策正式出籠前，通常不動產、金融相關行業早就大賺了一大波。政府的所謂「政策打壓」，大多只是在房地產市場已趨階段性飽和而準備走下波的時候才陸續推出；讓已賺飽一波業者得以「收腳洗手」等待下一波市場行情的出現。
此外，對不動產業者而言，政府的任何政策，都成了業者得以「轉嫁成本」的藉口。例如，當政府要求業者以實坪計價，業者就會說，業者在計算利潤時已將虛坪算入，若將所謂的虛坪剔除，則在總售價不變的要求下，每一「實坪」的單價就會變高。
再例如，政府要加課各項房、地稅負時，業者就會說，增加的成本將因而轉嫁到總成本而造成房價繼續上漲。
而確實是，在不動產處於向上漲升的波段趨勢時，若再加上因國際局勢變動而造成燃料、糧食、原物料等通貨膨脹、以及美國政府無限制的量化寛鬆大印美鈔所造成的全球性資金大增，投機性資金便大舉進入不動產市場，而使得政府這些看似增加不動產業者的成本都很容易的轉嫁到買方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