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緒曼本人後來又回歸他的叛離—抗議二分法，將其套用在一項想必特別歡欣的思索之上，也就是探討一九八九年的柏林圍牆倒塌以及兩德在後續的重新統一。如同赫緒曼指出的，在整個冷戰期間，叛離與抗議在東德的運作方式和他原本在一九七○年那本著作裡想像的情形一模一樣，也就是兩股經常互相牴觸的力量。政治異議（抗議）不受容忍，因此個人要展現自己不受政權控制的完全獨立性就只能叛離。叛離在一開始相當簡單，但隨著柏林圍牆在一九六一年興建完成，叛離就必須冒上相當大的個人危險。一九八九年的事件顯示了這兩種機制之間一項出人意料的關聯。那年春天，叛離現象（取道匈牙利、波蘭與捷克斯洛伐克）變得無可阻擋。政權無力對這種現象做出反應，因此暴露了本身的弱點，並且為國內抗爭這樣的抗議開啟了新空間。
不過，這樣的概略解釋並不足夠。由於赫緒曼訪問了許多東歐逃亡人士（這是他最後一項實地調查工作），因此注意到叛離與抗議之間還有另一項更直接也更引人注意的關聯機制。如同赫緒曼所言，對於「一九八九年事件的真實謎團」來說，這也許是個更為因狀況而異但卻更深層的解釋，亦即叛離這種純粹私人的行為，轉變成為一項大眾抗爭的運動。赫緒曼猜測認為，儘管想要逃亡的人士把這種行為全然視為個人的私事，但流動規模之大使得他們無法不改變觀點：「太多人都有相同的想法，而且……他們的移動太成功，無法維持在私人的祕密狀態。」突然間，想要叛離的個人紛紛匯聚在邊界、火車站以及大使館等交會點，從而得知自己並不孤單，並瞭解到他們的私人計畫其實是龐大的公眾努力當中的一塊塊小拼圖。私人叛離轉變為公共叛離的新現象，這種現象又進而促成並強化了抗議。對於赫緒曼而言，這種情形未免太過美好，但同時也真實無虛。他的祖國因為希特勒那些凶殘的犯罪計畫而分裂為二，但他卻在七十五歲那年目睹了那兩半的和平統一：「我們發現，在某種重大的匯聚當中，叛離有可能與抗議合作，抗議有可能從叛離當中產生，而且叛離也有可能強化抗議。」
《叛離、抗議與忠誠》的主題最引人注意的變體，也許來自於歐唐奈（Guillermo O’Donnell）。他是阿根廷的社會學家暨民主運動人士，曾在阿根廷、巴西與美國工作過。歐唐奈把赫緒曼描述的那種由顧客或公民向企業經理或政府官員提出的抗議，和另外一種使用於同儕之間的抗議做出了非常值得注意的區別。歐唐奈把前者稱為「縱向抗議」，後者則是「橫向抗議」。他對這項極為簡單但強而有力的區別做出進一步闡述，主張群體認同會在許多重要面向受到橫向抗議形塑，因為互相支持或者討論自己的觀點會在個人之間產生凝聚力。實際上，在不受政府限制也不危及自身安全的情況下運用橫向抗議的可能性，正是民主環境的「構成特徵」。如同歐唐奈所言，「擁有合理的自主性而不至於徹底受到『在上位者』控制的那種集體縱向抗議要能夠存在，橫向抗議絕對是必要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