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莫迪形塑的氛圍，卻不斷激化印度教與國內穆斯林對立，不僅堅持頒布法令，以宗教取向作為取得公民身分基礎，更運用各種公權力剝奪穆斯林選民身分。聯合國難民署指出，印度國境內因衝突或暴力流離失所者（IDPs）自2015年至2022年間約為47萬至80萬人，2019年最低，2017年80.6萬人為最高，次高為2016年的79.6萬人，第三為2022年的63.1萬人。但是印度尋求庇護者的人數，從2015年的2.4萬到2023年的11.8萬則是線性增加。
據非政府組織「武裝衝突地點和事件資料組」（ACLED）的保守估計，從2016年迄今，印度穆斯林與印度教之間的衝突、平民襲擊或因宗教動機的破壞行為，每年約1010至2577起，平均每月有129起，傷亡人數在395至779之間，平均每月有46人，2019年為高峰，之後開始趨緩，但在2023年再度攀升，且事件數量與傷亡人數均名列第三，若以每月均值來看，2024年1至4月，每月平均166件為歷年最高，平均傷亡人數則名列第4名（約51人）。
印度教與其他宗教、族群的衝突並非新事，但暴力事件、傷亡人數與選舉階段發展呈現正相關，讓東南亞智庫懷疑，莫迪的這些傾向是否會浸染到外交政策，雖從莫迪對西亞與東南亞的表現，顯示無意讓意識形態影響對外關係，但他國的觀察及印度內部的脆弱度，已為新任總理在國內競選環境上，開創國家戰略發展的難題。
印度選舉結果將於6月4日公布，儘管莫迪當選機率頗大，但要提升印度對國際事務的影響力，須先著手國內人民需求，在糧食、醫療、公衛、教育、就業等方面，差異巨大的區域發展是主政者嚴峻考驗，所謂物極必反，為避免拉大與境外敵國差距，或授予國內分離主義發展契機，恐怕不宜再挑起宗教對立或政策性偏袒部分族群與區域，唯有盱衡各邦優勢，植基既有關鍵基礎設施，訂定經濟政策次序，力求恢復各群體對政府的民主信心，從而友善經商環境，得見否極泰來，提前做好擔負大國責任的準備，畢竟得天下與治天下的心境與思維差異，不言而喻。
＊作者為臺灣印度研究協會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