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20日發布的《針對台灣國會改革之國際聲明》（簡稱《國際聲明》）在台灣中文圈一時引起了回響，值得我們進一步注意。畢竟，我們很想知道，這個時間點以「權威」的面貌介入台灣政黨之間拉扯戰的舉動到底是為什麼，具有什麼重大意義？
《國際聲明》相關的新聞報導中，台媒均以「國際學者」做為引人矚目的標題，例如中央社聲稱「司徒文、楊甦棣等30位國際學者連署聲明：在野國會改革方案不合憲」；《英文台北時報》指出「外國學者猛烈抨擊國民黨、民眾黨立法改革」；《中央廣播電台》則高喊「國際學者震驚：黑箱國會損及台灣聲譽，籲藍白撤回法案」云云。
《國際聲明》28位署名者中，共計14名確實為現任或退休大學教授，佔比一半。其中具有法律專業背景的學者僅兩名，而他們的專業領域都不是憲法憲政。
《國際聲明》連署者另一半並非嚴謹意義上的「學者」，而是由諸如專業遊說者、營利性顧問、智庫分析師、國防工業分析師、軍方退役軍官、卸任政府官員、卸任煙草工業遊說員、販賣國防工業的反中專欄作家等等人士所組成。
堪稱為真正學者的部分，主要來自區域（中、台）研究和政治學兩種學科。如此的學科組合讓我們憶起冷戰時代裡，美國全球統治介入學術界的布署。時移世易，這個組合偏偏依舊停留於過去的心態，成為西方學術界從未認真展開的「認知解殖」任務的領域。
28 位連署者當中絕不可能不懂得認知解殖的重要性與意義的那位唯一的人類學家──史國良（Scott Simon）教授，預期中應該也是最懂得文化差異與比較文化的專家。然而，史教授所簽署的《國際聲明》偏偏採取了無視文化差異的立場，讓人對於史教授的參與感到十分意外。《國際聲明》的基本態度不但是將「國際」認定為標準，而且更誇張的是它假設所謂「國際標準」是個不存在任何差異可言的統一體，整塊可以直接套用在台灣身上，毋須針對台灣特有的具體歷史、文化脈絡做出調整。
且讓我們聽聽一位芬蘭學者與一位西班牙學者針對歐洲各國議會質詢體制比較研究的深度反思：「共同的政治和文化遺產才是進行跨文化比較的最低要求……事實上，沒有兩個議會具有完全相同的提問形式。即使這些形式的英文翻譯名稱相同，它們在功能上根本不等同。譬如說『備詢』一詞在不同的政治體系中具有相同的名稱，但形式、內容、功能和後果皆不一。如果沒有在其中闡明相關差異，那麼這種欺騙性的相似性可能會產生很大的誤解。質詢條件以及其他方面存在很大差異，這使得真正的比較研究變得困難，遑論整個議會質詢制度一直在不斷地演變。」(Sánchez de Dios and Wiberg, "Questioning in European Parliaments," in The Roles and Functions of Parliamentary Questions, 2012)歐洲各國備詢體制的比較研究需要如此謹慎，文化背景與歷史經驗相差甚遠的台灣可想而知更是難上加難的案例。學者怎能對此視而不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