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差異另一有趣的視角就是翻譯，而這次的《國際聲明》也並不例外。尤其，其中文翻譯與英文原文具有一個表面微小卻讓人覺得十分耐人尋味的差異，更值得我們探討。
《國際聲稱》原文聲稱，在野黨草擬的改革方案讓政府官員「可能僅僅因為在議會質詢時提問而遭監禁」。中文版本以「僅因為『回嘴』而被提出藐視指控」，與英文原文的出入相當大。不但「監禁」（jailed）一詞被「提出藐視指控」取代，而且英文裡「提問」一詞莫名變成了中文「回嘴」，語氣與意義截然不同。兩者前後的微妙差異，似乎道盡了《國際聲明》草擬過程背後的心態，企圖對中、英不同讀者群引起最高程度「豈有此理！」譁然震驚的反應。
做為政治介入，《國際聲明》具有展演效果。除了假借「國際」與「學者」之名來販賣「權威」之外，其真正的焦點從這個關鍵的語句隱約可見：「（改革方案）不但損害台灣良善治理的形象，更在當前來自北京的挑戰日益遽增的前提下，進一步加深台灣的政治分歧」。顯然，對於《國際聲明》的簽署者來說，民主重在形象，而形象則是地緣政治和軍事「抗中」的絕佳利器。
或許我們不應該感到驚訝，以遊說者與國防工業關係人物等身分佔一半的群體，本來就會特別著重「形象」的重要性。重點是，他們真正的焦點並不是改革方案是否違憲（他們有資格輕易判斷這點，讓人非常懷疑），或者這些改革是否合乎台灣的政治發展，而是這些改變是否符合形象戰爭的需求。換言之，這是一場認知作戰，為特定政經利益展開戰略佈局的戲碼。凡是不符合該「佈局」為了掩飾其勾當的「形象」所需要的舉動，皆為「破壞」性的行為罷了。而單邊針對在野黨提出「政治分歧製造者」的指控，正是回應「佈局」可能被「破壞」的一次麥卡錫主義措施而已。
眾所周知，十多年來，包括民進黨在內，台灣政壇幾乎所有參與者都曾經同意體制改革是必要的。然而民進黨執政8年，卻沒有兌現這項承諾。遑論追溯到1993年國民黨執政之際，民進黨自己提出《立院聽證調查法》草案所列舉的罰鍰條件，比當前在野黨的版本更加兇狠。
目前的改革方案或許不盡完美。然而，粗略回顧台灣戒嚴結束以來的憲政改革歷史，很快就會發現，沒有一個政黨本著純粹無私中立和客觀的精神推動改革。即使政黨輪替多次，四十年來的體制改革也一直反覆被當作政治鬥爭的工具。今天如此這般絕不是台灣首次。偏偏此刻，一批國際「學者」力圖介入台灣的議事進程，將「形象」的捍衛擺在第一，已經讓人清楚看到這些介入的行動，與台灣自己專屬的民主進程其實完全無關。而真正的破壞者是誰，已經日益明朗。
＊作者為法國巴黎第十大學兼里昂第三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