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題目相關的王義川爭議事件有人說是青島東運動的案外案，該事件爭點在於他表示可以用手機來計算青鳥活動人數，且可以分析到年齡層變項，他沒說出如何取得，但從電信業者幾乎都承認所提供之「大數據人潮分析服務方案」係在大數據進行分析前，即予以去識別化處理，經處理後之資料僅為單純之人潮數量及輪廓分布統計數據，無法直接或間接識別任何特定之自然人個人。從業者的答復答案幾乎可見，即電信業者實已從事其掌握的數位足跡大數據，進行演算包裝並提供有需求者是項服務，因該業務無規管機關，政府單位根本不知或願意跳出來說明。這種最早以各種人口變項統計熱點人流，有報導2017年中研院就設計了手機監測人流的系統，也被運用在各縣市的人口流動情形，協助觀光或交通措施。而新冠流行期間，各景點或市場流動性人數統計平台，可以就人潮提供民眾判斷是否前往，以協助防疫，當時被視為德政績效。
但有論點稱，數位匯流及AI演算技術的協力，人們許多日常生使用三C產品，已不自覺留下龐大的數位足跡，業者透過儲存、演算、分析，並包裝成各種可交易的數據。讓取得的資本家得掌握我們的背景、性向、習慣、需求，為資本主義提供尋找獲利的模式、潛在的客戶、精準的行銷、完美的說服、最佳的獲益。有批判者認為這種掌握大家的數位足跡轉換為生財之物的巨大力量，是正予資本主義全面打開控制之門。也據此推論若這種現象為政府取用是否亦隱涵，也可為政治威權打開全面控制人民之門，這確實是值得深思的問題，已漸為公民所關注。
但從上述案例，因電信所紀錄的電子足跡較具即時性，若妥為運用此大數據確實有助於提供相關公共政策推動，使用是有其合理性。但是人們無法容忍使用者系出自為控制人民的非純正動機人民是無法接受的，走過威權巨靈無所不在的年代，這點似乎是朝野爭鬥多日難得的共識，也為台灣的民主發展有點樂觀。如果說王義川爭議事件是不預期的案外案，對於上述的共識，在我看來是王義川爭議事件無心插柳下，老天給的奇遇恩典。
就人權角度，這種大數據的蒐集及使用恐怕不是業者所稱只須去識別化就都可以，是否應經人民同意？進行那些使用？使用怎樣的方式蒐集？什麼演算統計分析？去識別化的做法？等等細節是否要應遵守一定規範，屨行一定流程及資訊公開程序，方能取得公民信賴及方便社會監督。這些正因此事件給予我們的新課題，希望藉由難得的價值共識，進一步謀合法規政策的一致。
＊作者為資深公務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