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親眼看見的人說，一個年輕人勇敢地衝過去，要用自己的血肉之軀擋住坦克車，在千鈞一發之際讓別人拉了回來。」
這是1989年6月5日美國之音的中文廣播。
天安門民主運動期間，美國之音的中文廣播從每天8小時增加到12小時。中國軍隊在天安門武力清場、血洗北京街頭後，中文部取消了原定播出的所有廣播節目，為聽眾帶來有關這場民主運動的最新報導。
在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 我們找到了這期節目的錄音帶。
同樣在這個圖書館，我們還找到了另一卷珍貴的錄音。
「現在士兵漸漸隨著最後撤離的隊伍壓過來。紀念碑上已經完全是士兵了。還有幾桿旗子在飄。民主女神像已經被拆掉，可能是被裝甲車碾掉的，很多很多人哭了。
這是1989年6月3日晚至4日凌晨，中國軍隊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武力清場時，最後一批撤離的示威者留下的聲音。
錄音帶全長60分鐘，提供者據信是當年中國人民大學的年輕教師。
1989「六四」慘案35年來，中國當局極力想要抹去這段歷史。在資訊鐵幕的背後，今天，很多中國人不知道「六四」。 但是，歷史沒有被湮滅。
天安門大屠殺後不久，地球另一端，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開始建立檔案，為中國近代史上這段重要而慘痛的歷史存證。
宛如塵封的時光膠囊，這29箱「天安門檔案」承載著那個春夏之交的青春、熱血、壯志未酬，也為當權者的殘暴血腥留下無法抹殺的證據。
這是1989年4月19日北京大學「民主沙龍」的一段錄音。錄音帶的捐贈者是當年在北大留學的美國學生銀丹（Daniel G. Silver）。
那是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去世的第四天。上萬學生在新華門前靜坐，提出重新評價胡耀邦功過是非、要求新聞自由等政治訴求。他們的示威被軍警驅散。學生們轉而到天安門廣場聚集，人數一度達十萬人。
那場學生運動的領導人之一王丹回憶，那天晚上，他從廣場趕回學校，看到上千學生把「三角地」圍得水洩不通。
學生們接二連三地發言，聲音中透著興奮、樂觀，和「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使命感。
學生們並非盲目天真。他們清楚理想與現實的距離。他們中一些人經歷了被鎮壓的八·六學潮。
「政府是狡猾的，」法律系研究生熊焱說。 「你要火燒中南海，一說出來，那個槍把你打死也沒得說。你要打倒中國共產黨，這好像也不那麼現實。」
他的發言贏得同學們的笑聲、掌聲。在那個春天的夜晚，或許沒人想到，這句看似不經意的玩笑竟一語成謔。
35年後，艾倫・裴新（Al Pessin）依然記得那些充滿希望的年輕面孔。他是時任美國之音北京分社社長。
「他們並沒有試圖推翻共產黨政府，他們只是想要一些變革。學生們滿懷希望，認為會得到政府的積極回應，」他說。
那年夏天，美國之音記者于音（Betty Tsu）把錄音機裝進一個破舊的學生書包，蹬著租來的腳踏車，每天都到廣場去。
1989年6月，她在接受美國C-SPAN電視台訪問時說：「我覺得他們是那樣勇敢。他們想要政府做出改變的那種熱衷，那樣的初衷，真是難以用語言表達的。」
但裴新也指出，和世界各地許多的年輕學子一樣，他們過度誇大了能達成的成果──真地認為可以佔領天安門廣場，和中共高層談判，甚至可以從廣場凱旋。
裴新說：「他們的訴求不可能被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所接受。這就變成了鄧小平所說的『動亂』。而『動亂』是鄧小平最不能允許的。」
鄧小平究竟是在什麼時候決定用武力解決學運問題？
天安門運動期間被罷黜的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認為，1989年5月17日是關鍵的一天。他在2009於香港出版的回憶錄《改革歷程》中寫道：
「這一天鄧小平把權力最大的政治局五名常委召到他位於北京景山北面一條胡同的家中，討論學生示威問題。… 他讓政治局做出秘密決定，保證他在所有重大問題上有最終決策權。
前《光明日報》記者、擁有「紅二代」背景的八九親歷者戴晴在《鄧小平在1989》中也把5月17日這天作為鄧小平提出戒嚴，調兵進京的關鍵節點。
六四鎮壓35年來，儘管不斷有各種檔案資料、親歷者回憶被挖掘，但是中國政治學者吳國光認為，世人遠沒有足夠資訊去了解這些內幕、黑幕。
「本來中國的政治制度就是一個黑盒子。高層的決策，我們很難了解它的內情，特別是這樣非常重大的政治性決策，」他說。
但吳國光指出，不管鄧小平何時決定調兵，初衷為何，1989年的民主運動以那般慘烈的方式收場，背後有一個無法否認的基本邏輯，即「鄧小平作為中共專制實際上的最高領袖，對於民眾要求改變政治制度、希望實現民主、法治和自由這一點是堅決不接受的，是不惜用武力來解決的。」
6月3日晚，他從木樨地一路逃亡，後躲在33中校門口附近的居民大樓才撿回一條命。他回憶，1969年中蘇爆發珍寶島事件時，他正在黑龍江備戰。當時蘇聯兵並沒有真來，也沒有向他開槍，但現在解放軍真地要打死他。
「一發子彈就打在我腳下30公分的地方，絕不超過40公分。…他們不是為殺人，何必連開幾次槍？但真到後來我才想到，那是真子彈，不是橡皮的。
我尤其清楚看到那些兵的瘋狂勁，一是完全仇恨萬分地開槍，二是全是朝人打，平打，打樓窗，沒有一次是朝天鳴槍嚇唬人，全是正規瞄準射擊。 」
——摘自《北京來信》
1989年6月4日凌晨，家住北京虎坊橋的嚴歌苓聽到槍響。她跑到樓下，馬路上已經站了很多人。她隨著槍聲往和平門方向走。走了一半時，就看到有人用平板車拉傷兵一路跑。
「路燈不夠亮，就看到那些人身體是黑的，就是血嘛，很暗的顏色，」她回憶道。 「大概四、五點鐘吧，我就知道那個是真槍，是真乾了。」
在鐵道醫院，她看到很多屍體。她悲傷至極，感覺像是走在一場夢魘裡。
日後成為知名華裔作家的嚴歌苓12歲參軍，曾是一名跳紅色芭蕾舞的文藝兵。十餘年「人民子弟兵」的經歷讓她無法想像，「怎麼一下子這個槍口就可以調轉過來呢？」
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期間，前美國之音北京分社社長裴新（Al Pessin）從北京發回很多報導，其中最為震撼的一則講述了1989年6月4日凌晨，一個20歲的學生在天安門武力清場時從廣場逃生的經驗。
這些報導從北京發送回美國之音華盛頓總部，由中文部的工作人員翻譯成中文，再透過電波傳送回中國。
「我認為那個時候是美國之音中文節目在大陸的一個巔峰時期，」 參與過六四播報的美國之音記者羅大任說。日後他曾出任美國之音國語組主任。
「我們曉得我們的聽眾非常多，而且也曉得在很多大學裡面，尤其是在六四的前後，大學把我們的廣播放在擴音器上，在校園裡面公開地播出，」他說。
當年天安們學生領袖之一沈彤回憶，不僅是學生，老人們也關上門，拉上窗簾偷聽國際廣播，然後他們圍坐在一起，分享自己聽到的信息。
《紐約時報》1989年的一篇報導說：「真實的新聞在共產國家傳不了多遠，至少通過官方渠道。因此當街頭擠滿示威者時，全中國的人都在收聽美國之音。」
天安門大屠殺三天後，查普曼夫婦撤離北京，返回檀香山。他們是北京外國語大學外教中最後一批撤離的。
《檀香山廣告商報》1989年6月11日的一則報導說， 想到離開北京時那個下著雨的星期三，羅納德·查普曼仍然會哽咽。他看著自己的學生和其他理想主義者一道，懷著讓國家變得更好的信念，成群結隊地遊行至天安門廣場。但與學生們告別時，這些年輕學子們在哭泣，他們感到挫敗，他們恐懼，他們竭力想逃脫政府的秋後算帳。
報導引述他的妻子艾倫·查普曼的話說：「從一開始，一切就帶著一種宿命的味道。他們知道少數人可能會付出生命。他們想像會有催淚瓦斯和棍棒，但是沒有想到會是真槍。」
1995年，時年27歲的法蘭西斯·菲利普斯來到中國。在古董市場的一個攤位上發現了這塊印著天安門和戴頭盔的軍人的手錶。
菲利普斯不認識中文，無法分辨手錶上「平息暴亂紀念」幾個字。她不知道這是當年北京市政府發給戒嚴部隊軍人的獎品，但是手錶上的數字「89.6」觸動了她的神經。她隱約聽說六年前中國發生的血腥鎮壓。
她花100美元買下了手錶，對於當年剛從研究所畢業的她來說不是小數目。回到美國後，她把手錶送給自己愛好研究歷史的父親。
2022年，菲利普斯的父親去世了。在父親的遺物中，她找回了這隻手錶。把它捐給哈佛燕京圖書館的「天安門檔案」。
「想到今天的學生們能透過這個檔案了解那場屠殺和那些被抹去的生命，我感到如釋重負，」她告訴美國之音。
35年後，在美國喬治城大學的校園裡，我們邀請人們一同打開這些「天安門時光膠囊」。他們有些人親歷了這場運動，有些人當時尚未出生。
「中國政府現在已經成為中國人民的敵人了，」 1989年六四鎮壓後，美國之音在北京採訪到的一名年輕女性說。
羅勝春感同身受：「從我睜開眼睛看中國開始，中國政府就一直是中國人民的敵人。它把所有愛國的，想做一些微小改變的人都送進監獄，把所有有思想的人都送進監獄。可是現在，我作為一個學生倡議者被迫流亡。燭光晚會在香港也是不可能再發生的事，」她說。
《天安門流亡：中國民主抗爭的聲音》的作者、加拿大籍華裔學者何曉清也忘不了維園的燭光——它曾帶給那些在黑暗中掙扎的人們很多希望。為什麼還要紀念「六四」？ ；流亡者依然不能回家；中國人當年提出的那些政治訴求還遙不可及。時代的悲哀。」 何曉清說。
那麼，中國還會變好嗎？
政治學者吳國光說，1989年後，中共建立了一整套維穩體系，把各種可能的大規模抗議扼殺在萌芽中。但是習近平的個人集權與民眾、乃至精英階層的利益衝突會越來越大，能否長久維持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人權捍衛者丁家喜的妻子羅勝春說，她看不到中國共產黨有任何自我改良的可能，只有推翻它才能重建民主、自由。對於中國的未來，她滿懷樂觀。用她的話來說，像她這樣原本不關心政治的人，如今都「全心投入推翻這個極權專制的運動裡」。
華裔作家嚴歌苓說，她一點也不悲觀，事情壞到一定程度，走向荒誕的時候就會有所改善。 「秦二世允許趙高他們指鹿為馬的時候，那不就是在變革的前夜了嗎？」她說。
企劃/撰稿：蕭雨
訪談：陳小平、樊冬寧、蕭雨
網頁製作：妮娜
參與製作：章真、海寶、莫雨、寧路
資料收集：小米
監製：寧馨、鄭裕文、蔚然
感謝哈佛燕京圖書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