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東歐劇變之後，中共領導人多次強調其「慘痛教訓」之一就是放松對媒體的管控。中共御用學者們炮制了汗牛充棟的論文和著作，警告「輿論陣地的坍塌是埋葬蘇聯的最後一抔土」。數字化和AI技術則為中共進行嚴絲密縫的思想鉗制提供了便利，新冠疫情的「封城」就是它讓每一個中國人都帶上電子鐐銬的「完美實驗」。
從「Ich bin ein Berliner」到「我們是中國人」
從去年秋天開始，我參與無國界記者（RSF）支持並由中國數字時代、人權觀察、自由之家、自由西藏運動、改變中國和維吾爾運動等四十多家人權團體聯合創立的「圓桌十九」組織的籌建。
由數十位媒體從業人士和專家組成的「圓桌十九」在「六四」35周年之際發表聲明，強調知情權為中國傳統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一黨專制政府對資訊的自由流動施加惡意影響，可靠資訊的缺乏危及中國未來，並承諾以各種方式支持中國民眾沖破一黨專制政府設置的重重阻礙，促進獲取獨立資訊，以及敦促國際社會采取各種方式支持中國民眾爭取資訊權。「圓桌十九」認為，知情權也是當年「六四「的核心訴求。
在6月3日召開的發布會上，我作為「圓桌十九」發言代表之一指出，曾經把柏林分為東西兩部分的那堵牆在 35 年前倒塌了。但是，將世界分為中國和境外，將人類分為人和中國人，將世界文化分為西方文化和中國文化，甚至試圖將世界政治格局重新劃分為東方和西方的那堵牆依然存在，這就是中共的信息「防火牆」。
在今天的中國，不僅有關六四鎮壓的信息仍然高度敏感，而且由於缺乏信息和言論自由，中共的宣傳機器嚴重歪曲和醜化了全球民主抗議運動和世界人權。
讓我們面對這樣一個現實：包括六四鎮壓受害者在內，中國大多數政治犯都因言獲罪。他們可能被判犯有各種莫須有的罪行，但他們所做的只是--表達異議。
一方面，中國政治空間異常狹窄，人們幾乎沒有可能從事言論之外的異議活動；另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言論是一切的開端。獨裁者往往比其他人更能體察到言論的巨大威力。
我還談到，1963 年 6 月，時任美國總統肯尼迪在柏林發表演講時說：“我是柏林人 (Ich bin ein Berliner)”；1987 年 6 月，時任美國總統裡根在柏林牆前發表演講時說：「戈爾巴喬夫先生，推倒這堵牆！（Mr. Gorbachev, tear down this wall! ）」今天，我希望國際社會能夠大聲疾呼：「我們是中國人！」「習近平先生，推倒這堵牆！」
擁有專制理性的中共，比很多外國政客都知道，沒有人是一座孤島，全人類是一個整體。他們比很多外國專家都知道，「自由不可分割，倘一人為奴隸，則舉世無自由」。
因此，他們知道，想要奴役14億中國人民，必然而且必須與全世界為敵。
全世界不想受奴役的人們，必須大聲疾呼：「習近平先生，推倒這堵牆！」
＊作者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六四記憶 · 人權博物館總策展人，現居德國。本文原刊德國之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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