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沒有親身經歷六四的一代都認為六四對香港是香港人建立身份認同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亦是香港政治的分水嶺。
馮敬恩表示：「由於「中英聯合聲明」在「六四」事件發生前簽訂，而基本法則於九零年頒布，當中這段時間香港人對前途不安及恐共的心態……而這種心態是香港人所獨有，而深圳河以北的人不會明白這種心態。」
殖民時期，香港處於去政治化的環境，而六四事件正正是香港人最重要的政治啟蒙課。羅冠聰：「八九年五月到六月期間，香港舉辦了十分之多的遊行，人數由幾十萬到150萬都有……香港上上下下很多人都參與認識政治、認識國情的運動當中。」
香港學生團體「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指出，六四事件甚至影響基本法關於政改的條文。「原本基本法的草稿寫明香港人可以透過公投一人一票決定政制發展前途，但梁振英（時任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於屠城後取消了這條文。」
六四、七一於過去被視為香港民主運動的寒暑表。雨傘運動之後，支持民主陣營爭拗不絕，更有四所大學退出學聯，加上近期眾人對支聯會的種種質疑，這種分裂是否預言香港民主運動前途一片灰暗？
羅冠聰認為，六四晚會出席人數多寡，未必與香港民主運動有如此大的關係。「雨傘運動之後，政治光譜擴散得太快，亦有一陣營的人主張缺席這些場合。我們要宏觀地看，不單六四或七一，在不同的政治敏感時間，有幾多人出來抗爭，這才能作比較凖確的分析。」
政治光譜於短時間內極速擴闊，這段混亂、充滿衝突及矛盾的時期，羅冠聰認為大家需要時間沉澱、思考前路。「很少人能夠解釋本土是甚麼，原因在於大家各執一詞……宏觀的政治論述需要時間建立，我自己覺得短期內有問題存在，他們不能很有系統將大家信念一致的地方歸納出來。」
四所大學，包括香港大學、理工大學、城市大學及浸會大學，已退出學聯，不過馮敬恩認為，退聯一事的影響性不應被誇大。「為何一個學生組織的解散會影響香港（的民主進程）？那其他人去了哪兒？香港是否只剩學生？」他補充，學界關係還是融洽，並沒有外界所認為的勢成水火。
（責編：蕭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