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意識到，中共政權不太可能選擇臺灣的民主化路徑，也不太可能擁抱新加坡的半民主化政體。
自上而下的、臺灣形式的民主化進程可能性較小
第一個困難源自中共在思想和政治層面，對一切形式民主的堅決牴觸。一九四九年流亡至臺灣的國民黨，在意識型態上偏向自由主義，而他們僅僅只是以國共持續內戰為由，將民主化進程推遲到了一九八六年左右。對於很多中國的自由派和異見人士來說，臺灣模式是一個民主制度與中國傳統文化兼容的絕佳範例，也展示了一種能夠有序和平地走向政治自由化的路徑。不過如果中共真的決定要走這樣一條路，它一定會先面對黨內領導層的一場意識型態破裂。
第二個困難來自於兩個政權的「起點」不同。自一九五○年以來，雖然臺灣實行了戒嚴令，國民黨也實施了多種嚴格的限制，不完全的、地方的選舉活動仍在進行。在那個時候，臺灣的反對派人士是有權利以「黨外人士」身分參選，也正是這些人士在一九八六年組建了反對黨「民主進步黨」。當時蔣經國總統還沒有解除戒嚴令容忍民進黨的建立。在中國卻不是這樣：村民選舉被共產黨嚴格控制，基層人民代表大會禁止任何真正獨立的個體參選，更別論那些有組織的反對勢力了。大部分的中國人對這些選舉根本沒有興趣。原因很簡單：選舉沒有什麼意義。選舉活動仍然處於初級階段，雖然有一些領導人做出了承諾，但選舉形式絕不會出現在體制的更高層級。不管是黨內或黨外，習近平更不喜歡不知道結果的選舉。
第三個不同，是兩個政權所面臨的地緣政治環境的不同。與美國的結盟令臺灣政權受到了來自外部的民主壓力；而中國與美國在意識型態、戰略和經濟層面的競爭關係反而增加了中國民主化的困難—幾乎沒有可能引入任何形式的多元多黨政治制度。此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力已經如此強大，以至於那些最大的民主國家也已然選擇放鬆在人權和政治改革方面對中國的施壓。
在臺灣，蔣介石之子蔣經國是一個具有魄力的人物；他藉助個人魅力，成功地將臺灣帶入─民主化進程—在國民黨高層反對這一舉措的情況下，將反對黨合法化，並於一九八七年取消戒嚴令。但是，就算中國有像習近平一樣強勢的人物，中共的一把手是否能夠在沒有支持的情況下推進民主化進程？當然，如果中央政治局大多數成員選擇支持總書記，習慣性服從的傾向有可能令政權支持這項改革措施。但是我們可以想像，如果黨內幹部的權力和特權受到威脅，在中共體制內各個層級都會出現反抗。和國民黨政府相比，現在中國的黨和國家融合程度更深，而龐大的體量令整個體系更加分散，這個黨國機器會有更多手段去抵抗民主化的改革。除非那位改革派領袖決定發動群眾的力量，尤其是公民社會的力量來推動改革，則有機會取得勝利；但這種做法實際上與中共的政治文化相左，並有可能會打開一個連自己都無法控制的潘朵拉寶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