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與新加坡經驗
「透過給予碳定價折扣來降低總合規成本。例如，透過對特定實體或燃料實施較低的碳費率。」
這段意思是，針對與政府達成減碳承諾的企業，或是對特定燃料，徵收較低的碳費率。
以英國的氣候變化稅（Climate Change Levy, CCL）與氣候變化協議（Climate Change Agreements, CCAs）的案例而言，參與 CCAs 的公司可以享受 CCL 減免，但需要達到特定的能源效率和減排目標。
而新加坡針對「排放密集與貿易暴露」企業設立的過渡框架（the transition framework for emissions-intensive trade exposed [EITE] sectors），同樣設立一套協議機制，企業向政府提出減量計畫，就可以享有減免。
由於 LSE 此次研究目標是為台灣找出降低政策阻力的方案，報告開篇介紹三個國家政策，向台灣提供了非常珍貴的見解——碳定價政策搭配適當的優惠／緩衝措施不但可行，而且有許多國際案例可以借鑑。
（LSE 報告中分析的國際碳定價案例不只這三個司法管轄區，還有韓國、中國、日本、印尼等國。此外，雖然 LSE 報告並未提及，但在日本、加拿大等國都可見對燃料稅的減免措施。這是因為全球疫情與地緣政治衝突而採取的彈性妥協，可見碳定價政策應該保持靈活性，以免公眾反彈而倒退。）
對台灣碳定價政策規劃的建議
總結前述經驗，LSE 提出了最適合台灣的三項碳定價配套措施——優惠費率、碳抵換信用和氣候變遷緩解投資補貼。同樣翻譯與補充說明如下：
──優惠費率 Preferential rates
「用來保護國內產業、防止碳洩漏並提高政治接受度。然而與統一碳定價的偏差，會導致不令人滿意的氣候變遷緩解效果與引入複雜性，其使用條件應該與減少碳排、使用清潔能源以及符合環境標準掛鉤。此外，引入日落條款並仔細拿捏優惠費率或折扣是必要的，可以促進積極的氣候行動與降低政治阻礙。」
──碳抵換信用 Carbon credits
「向先前未涵蓋部門延伸碳定價的影響，並提供充滿活力的財務支持。然而，嚴格的規範才能確保碳信用的透明程度，碳信用制度應重視真實、額外實現、可檢驗的碳排放減少成果，其透明程度建立於健全的 MRV 系統（監測 Monitoring／揭露 Reporting／核實 Verification）以防重複計算。維持高效益的方式還包含：識別透明、永續、共好的碳信用專案；設定抵換上限以免過度補償；鼓勵直接減少碳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