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都受到政治的干預，扭曲了其原本美好的文化本質，影響後世的世道人心以及文明與國家的發展。
新儒家學者徐復觀認為，諸如「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視自我民視， 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這些古語，都表明了人民高於統治者的思想。而孟子的民貴君輕，更是民本主義的徹底流露。徐復觀相信，如果順著孔孟的真精神追隨下來，在政治上一定是要求民主的，只是長期的專制政治「壓歪」了，「阻遏了儒家思想正常的發展」。如今，所需要的是將儒家的政治思想「重新倒轉過來，站在 被治者的立場來再作一番體認。」人民由民本一轉而為民主;知識份子一 變由向朝廷尋出路，轉而向社會大眾找出路、明是非。
總之，要將儒家的政治思想，由以統治者為起點的迎接到下面來，變為以被治者為起點，並補進中國歷史中所略去的個體之自覺的階段。這樣子，民主政治可因儒家精神的復活而有更高的依 據;而儒家思想，亦可因民主政治的建立而得以完成其真正客觀的構造。
雖然徐復觀為了替中國傳統文化與民主思想連結在一起，忽視了儒家思想缺少了天賦人權的概念，沒有反對權威的「反判精神」，而且也沒有古希臘蘇格拉底等人的理性論辯精神以及以科學為基礎的哲學思辯，但徐反對胡適當年的「全盤西化」，從幾十年前共產中國因為激烈的文化大革命喪失傳統文化觀之，他的主張是對的。
民國八年的五四運動，胡適、陳獨秀等人強烈批判傳統文化。這是因為孔子的儒家學說自漢朝以後，被歷代皇帝作為專制統治的文化資產，刻意以「三綱五常」強調儒學的集體性、階級性與和諧性，以「馴化人民」，但忽視了孔子所重視的個人內在生命的教化與道德人格的平等，而讓儒學扭曲變質。其後的科舉考試，更讓儒學成為帝王攏絡文人的統治之術。閉門造車的結果，宋朝、明朝後的中國被西方國家超越，終至清朝覆滅，因而胡適等人才會提出「全盤西化」的主張。
當時五四健將胡適、陳獨秀、李大釗等學者嚴厲批判中國傳統文化妨害現代化國家的建構，指出中國深受傳統文化的不良影響，有虛偽、愛面子、不敢面對問題、不講規則等毛病。中國現代文學大師魯迅亦曾於三更半夜讀完古書後，寫「禮教吃人」4字，點出了中國社會的虛情假意。這些深受後世景仰的中國現代文化啟蒙者，百年前即指出古文腐舊的假道學思想，對現代人個性發展與獨立思想建構的弊害。
其實，胡適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要比這種決裂的態度理性得多，而且後來，胡適也多有反思和轉變。如，胡適曾在《關於〈新青年〉問題的幾封信》中明確說：「有許多人認為我是反孔非儒的。在許多方面，我對那經過長期發展的儒教的批判是很嚴厲的。但是就全體來說，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對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當尊崇的。」胡適對孔子和儒教的態度，由此可見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