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對孔子學說的批判，主要是從反對「思想專制」，提倡思想自由的角度來談的。以「重估一切價值」自匡的胡適，著作《中國哲學史大綱》，其中一個原因也是要反對思想專制，因此他呼喚非儒學派（如墨家、道家等）的興起，蔡元培稱道他的這一優點為「平等的眼光」。他並不是要全盤否定孔子的學說，看胡適對「孝」觀念的堅持，以及他處事中儒雅的風格，說明他對孔子學說還是有所繼承的。
由上述各方論點可看出，五四新文化運動，雖然對傳統進行了激烈的批判，但是他們的批判是建立在理性分析的基礎上。因此，五四新文化運動並不是整體性（全盤式）否定傳統的運動，而是一場在理性自覺基礎上對傳統文化進行深刻反思的運動。要真正領會這一點，不僅需對五四啓蒙先驅的思想有深刻、全面的瞭解，而且要永遠記住: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口號是「打孔家店」，不是「打倒孔家店」。
就像已故中國文化思想大師余英時，所說的文化重建需要耐心、需要學問，無法靠口號或發起運動，所以他連六十年代老蔣推行的「復興中華文化運動」、李敖提倡的「全盤西化」都覺得很可笑。他也不認為他需要保衛中華文化。沒錯，文化重建需要耐心、學問，必須經由開放討論式教育以及新文化教育的長期推動，以及社會、家庭等整體大環境的配合，方能水到渠成。
台灣融合東西方各地文化的海洋文化，雖然涵富生命力，但激情喧鬧有餘、理性不足；雖有容納性、開闊性與創造性，但不夠優質與精緻，仍殘留著古代中國的醬缸文化，偽善、愛面子與落後習俗如紅白帖、迷信、盲從、表裡不一等仍充斥在我們生活中、不分藍綠，妨害台灣的現代化與往前邁進。這些都要經由開放討論式教育與優質新文化教育等的長時間推動，以及整體政經社會環境的配合與改革，才能提升人民的文化與民主法治素養，建構成熟理性的公民社會，形塑出優質的新文化。
什麼是優質的新文化呢？余英時大師認為中國文化是開放的，不是封閉的。他的主要看法是：中西文化的中心價值是可以互相補充的，不必是永久衝突的。
陳祖為以文化中國核心的儒學與現代社會調和的問題，向余英時發問，而他從余英時的著作中所讀出的答案，是與當代西方自由主義的開放、多元與平等價值平衡的儒家實踐。陳祖為指出，余英時的看法是：現代西方對中國的挑戰，並非形而上或精神上的，而是對制度與實踐的挑戰。他談到：「在中國、在華人社會、在臺灣、香港，現在的儒學的影響是非常小。余英時說，儒家的道德意識，最後的藏身之地只是人民的自體記憶。而這個資源，已經被快速、大量地消耗了。」在這種情況下，需要新的人師建立新的身教，既涵容了西方所提倡的自由與平等，也同時重視儒家傳統的尊師重道、提饋後輩。余英時即是以此身體力行的典範。
由此延伸，陳祖為認為在當代的政治哲學對政府功能的爭論中，余英時應該會在「採取中立政府主張的自由主義」與「儒家價值的實踐」之間尋求平衡，反對人們做建制化的全面安排；但又會在個人修身的實踐過程中，在開放平等的公共領域中提出批判與建言。如在經濟、政治體制與孝道之間尋求平衡時，更積極地參與改革。
筆者認為西方資本主義的民主體制，雖然尊重人格獨立與個人價值的建立，但過於強調人與人的競爭，以致人欲橫流，財團掌控政治，社會階層的不平等與差距越來越大，亟需孔子的仁民愛物儒家學說來調整平衡西方的功利主義，再融合西方尊重人格獨立平等，主張理性思考、建構多元開放社會的自由主義。也就是余英時所説的「採取中立政府主張的自由主義」與「儒家價值的實踐」之間尋求平衡，在個人修身的實踐過程中，在開放平等的公共領域中提出批判與建言。這應是台灣重建優質新文化要追求的目標。
＊作者為退休駐美外交人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