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曾經是我們直到二○一九年前都習以為常，認為理所當然的場景。
我們曾認為結社集會自由是理所當然的；我們曾認為言論自由是理所當然的；我們曾認為多元觀點是理所當然的；我們曾認為法治精神是理所當然的；我們曾認為香港是一個「正常」的都市，是理所當然的。
然而，政治暴力過後，一切反常。
希望，在二○一九、二○二○年持續的示威和躁動後，就如一株被連根拔起的幼苗，無力地枯萎在土地上。
時代，就這樣倒退著；時代的大門，宛如監獄的鐵閘，在香港人面前關上。
我在二○一八年香港書展推出了首本中文著作《青春無悔過書》。《青》收錄了我在獄中撰寫的文稿，我與出版社以及編輯的合作相當順利。初版全數售清，當我在流亡海外時嘗試詢問出版社會不會再版時，他們指不會再處理任何與我相關的出版事宜。
因為我是一位通緝犯……嗎？也許這是其中一部分。但更大的因素，是我並不僅僅只是一位通緝犯──而是北京認證的「國家敵人」。這個身分就如一場瘟疫，一旦有他人被視為與我接觸，便會遭極權的災厄傳染──我的家人、前同事，甚至訂閱我文章的讀者，全都遭受不同程度的滋擾和打壓。
出版社當然更清楚明白這個風險。對這種「敬而遠之」的態度，我深表理解，假如我身處他們的位置，我也許會作同樣的決定。
但這並不代表我不會難過。北京和親共媒體將我描繪成為背叛國家、逐利而行的冷血「漢奸」；但實際上，我只不過是在普通藍領家庭成長，遇上大時代而被推至鎂光燈下的年輕人。成為政治人物，從來都不在我小時候的志願表單上。直到現在，若我能有拋開時代責任的餘裕，也許我也會重回到我隱私的天地，遙遠卻又熾熱地關注我城發生的一切。
但上帝的骰子擲出後，祂並不打算收回。命運的機遇和輪盤將我推往浪尖，我一直在浪濤的起伏尋找安身立命之處，路途的險阻與我的信念共舞──有時候能在高處享受和煦陽光，但更多的，是在低谷看著怒海遮天，或摔得遍體鱗傷。
《時代推著我們前行》是繼《青》後，我的第二本中文著作。兩書結構頗為相似，皆是透過敘述我的個人故事，來折射香港的政治變遷；兩本書的下半部則以政治評論為主，讓讀者能以具體案例來感受政治打壓對社群和個體的影響。《時代》由二○一九年出發，止於二○二三年，捕捉了我在耶魯留學、回港參選、被逼流亡，以及國際倡議的數年經歷。
在香港民主派被徹底邊緣化後，除了仍然在外努力為香港未來奮鬥的離散族群外，仍有一些倖免於牢獄、或已服刑完畢的同道，依然在香港默默地努力著。也許他們難以大聲呼喊，或直接評論政治議題，但能以各種形式維繫殘破的公民社會，以及凝聚市民，促進人與人之間的樞紐連結，已經難能可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