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四年五月三十日，備受關注的國安法初選案判決出爐，十六名不認罪被告當中，有十四位被判「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成，兩位在被判無罪後立即獲律政司上訴，保釋外出。在初選案判決前，以《港區國安法》控告的案件維持百分之百定罪率，官方挑選欽點的法官完美地配合政權打壓的節奏。
即使這次案件有兩位被告脫罪，卻無人視之為「法治」的勝利；法庭完全採納了政府的說辭，同意這群舉辦、參與二○二○年民主派初選的被告在進入立法會後，將計劃無差別地反對預算案，藉此要脅並癱瘓政府運作、逼迫政府回應「五大訴求」，因而「嚴重干擾、阻撓和破壞港府履行職能」，造成憲政危機。
此等判決的荒謬，恐怕無庸贅言。二○二○年立法會選舉因疫情延誤至二○二一年（其實很可能是政治考量），屆時所有被告都已被還押或保釋外出，根本沒有參與選舉，又談何顛覆？香港的小憲法《基本法》賦予立法會否決財政預算案的權力，而特首亦可以在財政預算案被否決後解散立法會，並申請臨時撥款，以維持政府基本運作。在憲法中已詳細設計的分權制度，確保立法會能有否決財政預算案的權力，依此實行，又談何造成「憲政危機」？
邏輯淺白，但「常理」在當今香港政治，已成奢侈。
這些被拘捕、還押的政治人物，都是香港最知名、優秀，具代表性的民主派。過去數年，我們目睹這些在囚同道一個個被消音：起初他們仍會營運社交媒體，向公眾喊話，亦有些傳媒會轉達家屬親友的話，以及分享被告在獄中的最新狀況，但到了現在大部分被告的社交媒體已經被隱藏或停止營運，再沒有關於他們獄中的新聞消息出現於公共空間。
直至審訊再開，我們才有機會在新聞看見他們的名字。然而，政權將反對聲音消滅於大眾視野的手段，遠不只有阻斷他們與公眾的聯繫。過去數年，在被告由還押中心或監獄運往法庭出席聆訊時，懲教署以訓練有素的方法，阻擋這些被告在交通路途上被拍到容貌的可能──妨礙記者拍攝在囚車中的狀況，在進入法庭的車道架起黑幕以遮蔽被告的身影，或儘量將囚車直接駛入法庭室內。
他們不單希望香港民主派消聲匿跡，更希望他們的名字、容貌，和背後代表的理念，於市民心中消失殆盡。
初選案判決後，熟悉的名字一個個躍上新聞，仍能在香港營運的電視台以近乎沒有評論的方式轉播，其播報內容就如直白陳述一宗發生在山區的汽車失事案一樣，猶如一件對大部分市民都沒有意義的日常新聞，傳播作為第四權的位置已在香港漸漸消失。
假若是在《港區國安法》前的年代，電視台、媒體在判決發生前會籌備特別節目，法律學者和建制派議員會分別陳述雙方觀點，讓市民有更全面的理解。法庭門外會有魚貫人龍，公民黨、民主黨等老牌政黨的旗幟，再加上民陣、支聯會等公民團體的聲援，擠滿了法庭入口門外的空間，讓人數超過半百的記者拍攝。這群記者中，將會有由黎智英先生創立的《蘋果日報》，以及群眾集資支持的《立場新聞》、各個網媒、學生報的記者。判決後，法官的判詞會被各方仔細閱讀、評論，不滿者於時事節目上大聲疾呼，倘若有重大不公，更會有政治組織、政黨舉辦遊行，聲援被捕人士，對抗體制腐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