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年來承受有血緣關係者無證據的汙衊和毀謗，包含家暴、猥褻、不工作都在圖書館、到處亂借錢不還等不實惡意謠言與各種諸如罵人是狗等汙言穢語，已造成生活困擾，也讓筆者想起劉德華的故事及「法理情」 VS. 「情理法」的思辨教育。
劉德華成名後其姊姊因貧窮販售演唱會門票詐騙粉絲，劉已幫忙還債外還不停勸告，而姊姊依然故我死不悔改，最終讓他下決心切斷關係。上述劉德華厭惡其姊姊因貪錢胡鬧犯罪，劉絕對有能力送其姊去監獄但不這麼做，正是「法理情」 VS. 「情理法」的現實拔河。
在台灣日常新聞也常看到聽到，某些犯罪於情可憫，但警方卻不得不移送，檢方不得不起訴，例如街友因飢寒起盜心，去搶超商食物，為何有所謂不得以，就是因為司法上走的是法理情才會有不得已，雖於情可閔，但於法不容，這時就必需依法移送或起訴（或緩起訴 輕點可職權不起訴），只差在法官會以情與理給予低度刑責。
事實上，情與理不能決定一人是否有罪，然而，矛盾的是台灣社會有部分人士，喜歡運用輿論帶風向的手法，特別是情與理的角度，來對某些人士、族群進行定罪，但能定罪的是「法」，但「法」是基本並非絕對。法律不是個人行為的最高標準，道德標準才是社會給予我們的行為標準。法律也要考慮「理」與「情」，所以有「法律不外乎人情」的說法。
但講「理」，因各自利益，常會陷入各說各話，「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困境，且極端的情況，會遇見有些人「橫蠻無理」、「強詞奪理」、「惡人先告狀」，這些被認為是無理的行為，導致講理困難重重。
另一方面，個人層面的小道理是糾纏不清的，堅持己見往往是人與人之間磨擦的根源，大道理則比較容易達成共識，但大道理一般以社會道德標準或價值觀為依歸，而廣為社會大眾所認同。
講「情」，人類兼具理性和感性，不講情就沒有了「人性」。所謂「情理」，理都要以情為先。如今台灣社會特別要求有人情味，但「情」又是否可凌駕於「法」和「理」之上，就會讓部分不肖人士認為可運用「情」來違反「法」和「理」，例如貧婦騙取社會大眾愛心捐獻，得到高價奶粉立即轉賣成現金為私用，又或貧苦之人以自己受過貧窮壓迫痛苦，卻以同樣壓迫他人手段來逼迫其他弱勢族群，侵害人權，此時便不能用「情」合理化一切！
如果只講「法」，不問情理，會令制度僵化，不能回應個別情況；只講「情」，不講法理，則社會大亂，故做好「法理情」 VS. 「情理法」的思辨是重要的，第一需做到不違反重大原則而又兼顧到特殊的需要，第二為正確理解相關法理基礎的立意，面對各種情況，能採取酌情彈性處理，做到體現基本原意的大前提下寬鬆處理，同時，也要考慮對他人的影響，保持公平、公正是基本原則。
做好「法理情」 VS. 「情理法」的思辨教育，也是因為背後涉及影響決定人一生發展的「懲罰」，筆者回憶起教育哲學家歐陽教博士提及，「懲罰」有三個正面規準：一是要合於認知的原理，即有真憑實據，且有真正行為才可以罰；二是要合於道德的原則，即有益於世道人心，且大眾所認可的善良價值；三是要合於法律的規定，非出於私仇恩怨報復，此「懲罰」規準可運用於「法理情」 VS. 「情理法」的思辨教育。
最後，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為錢行惡犯罪，死不悔改的劉德華姊姊仍住在貧民窟。
＊作者為教育博士、台北市議員政策顧問、議員候選人發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