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讀博士班（1981-87）的時候，受到東吳大學政治系系主任郭仁孚教授的照顧，就有機會到東吳政治系擔任專任講師（1984-87，1988升副教授，然後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又由於當時我具有政大三民主義研究所的碩士學位，所以（課歸系的關係）教了幾個外系、包括法律系的《國父思想》，認識曾建元就是這個因緣。我當時是把《國父思想》當作近代中國政治思想史來教，認真準備、認真授課，而東吳法律系的這一班同學很認真上課（學生的眼神是最有效的測試），以致每一堂課我都是以「如臨大敵」的態度面對。學期結束的時候我會挑選班上較優同學的筆記出來，一方面表揚、一方面影印留作紀念。由於我當時已結婚、在士林芝山岩附近租了房子，有一次就邀了幾位政治系、法律系的同學來我們家吃飯，菜單主要是我太太拿手的「菜肉餛飩配香菇雞湯」。曾建元就是當時的「食客」。
我個人願為本書寫序，除了建元曾經是我在東吳大學專任教職時期的學生以外，我也是客家女婿——岳父是來自苗栗公館的客家人。猶記得1977年我還在政大碩士班的時候，許信良參選桃園縣長捲起旋風，我曾經自己搭火車去中壢聽許演講，那時已因女友（現在的內人）調教略懂客家話，所以就像那兩年聽過的康寧祥（用我的母語）演講一樣，深受震撼。後來在知識的探索上，注意到1964年參與反抗中國國民黨的臺灣人民自救宣言事件中有客家人魏廷朝，甚至1895年抗日的乙未之戰，有吳湯興等客家前輩奮鬥犧牲的生動故事，都是迄今為止我在大學教授「臺灣政治史」的必備教材。我擔任國史館館長以後，每週四下午的通俗演講常邀請研究客家、研究原住民的學者專家來演講；我也曾率館內同仁「大隊人馬」前往苗栗銅鑼，參觀客家委員會設立的客家文化發展中心「臺灣客家文化館」，印象深刻的是該館內容相當呈現了當今客家研究的成果，可以匡正一般人過去對客家的錯誤認知。曾建元這本新書放眼「世界客家」，我的感覺就是與該館的展覽調性互相呼應。
然而，客家研究已經是學術研究上的一個專業領域，曾建元曾在臺大客家研究中心擔任研究職務，自然要有相應的「產出」，這些「產品」的品質如何？應該由中研院臺灣史所、社會所或清華、陽明交通、中央等大學相關領域的研究者來品頭論足，不適合由我來發表評論。
我比較想多說幾句的是，曾建元追索父親曾群芳涉入戰後臺灣白色恐怖的經過。曾群芳是1947年6月也就是二二八事件之後不久，由鄭文峰帶他加入共黨，鄭文峰是由陳炳基領導，他們都隸屬於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學生工作委員會。曾群芳自始便參加了《光明報》的編輯製作，他們是要宣傳解放軍勝利的消息，用各種方式讓臺灣人知道，而地下黨普遍傳達的指示是要保護公共設施、避免破壞，以便「解放」以後臺灣可以在最短時間內復原。1950年省工委書記蔡孝乾被捕以後，當局開始「空襲」（大逮捕之意），曾群芳也開始了他的全省大逃亡，1951年才聽勸出來向國防部保密局投案，後又在林頂立要求修改三次的自白書提出以後，才得以辦理自新、逃過死劫。曾建元對父親的這些過去原本不知不識，是在1989-90年也就是考上碩士班之後才開始好奇、詢問，包括1998年8月準備寫博士論文的時候有機會去中國北京，在父親的叮囑之下見到陳炳基和高懷國等前輩。要之，探索父親和他的同志們的那一段過去，成了曾建元的重大生命課題。納入本書的訪問紀錄雖然不大符合口述歷史的規矩，因為參雜很多自己的閱讀與訪談筆記，但作者急著訴說，可以理解。我們可以看到1947年反抗高潮的時候，曾群芳參加了學生軍第一大隊，另外還有第二、第三、（以及工人參加的）第四大隊，「如果起義成功的話，會由郭琇琮擔任市長，而最終則圍攻行政長官公署。」這是沒有註腳的敘述、僅能供作參考。不過關於烏來的泰雅族部隊為何沒有下山，作者似乎是根據第一大隊隊長陳炳基的敘述，後者認為是因為學生軍沒有提供出征儀式所需殺豬祭天的費用，等到陳炳基瞭解狀況、要送錢過去給泰雅族頭目的時候，學生多已四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