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靜又說，他希望皇上能負起提倡鄉約之責，以聖睿修改之，並將施行最成功的範例推而及於天下。皇上應責成總督、巡撫，在窮鄉僻壤也要把這套制度建立起來，並確保士農工商皆可參加。建立鄉約之制並不太難，因為官府在每月初一十五都會召集鄉民，由地方文人宣讀「聖諭十六條」，這是由康熙所書，雍正頒行。何不在此基礎上，討論鄉約的要旨計畫？朝廷也可藉此機會解釋政令，提升鄉里道德。
曾靜強調，目前的這套系統僅及於城鎮，尚不及鄉里，「蓋小民不知上之德教者，由於居鄉之日多，到縣城之日少，或又不通文義，不能仰會上意。」所以宣讀「聖諭十六條」其實成效並不彰：「宣講亦不能依期奉行，在官固視為泛常，而民之聽之，或作或輟，有來有不來。況居鄉者多，在城市者少，鄉民遠離，無人督率，雖有宣講，如何聽見？即如彌天重犯所居離城市遠，縣中講約讀法之事，生平並未撞逢一次，如所頒聖諭廣訓及我皇上斟酌取士之法，從前不惟不曾目見，並未曾耳聞。」曾靜最後說，如果鄉約的理想能深入鄉里，則無人會置朝廷律令於不理，「不惟無上行而下不效之患，且君民一體呼吸，竟可相通矣。」
從《大義覺迷錄》之中，兩人辯論的方式來看，雍正對曾靜引經據典，說明某個想法所出何處時尤其感興趣，因為這麼一來，雍正也可在字句間尋道理，予以駁斥，證明滿洲皇帝對古聖先賢學說的精微之處也是不含糊的。管仲對夷狄的看法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曾靜當年在《知新錄》便以相當的篇幅討論管仲，說他的例子證明「華夷之分大於君臣之倫」。曾靜此一看法顯然受呂留良所影響。雍正自然要曾靜說明白，而曾靜這麼一來，便得以就先前的簡述詳加說明北京的印工與裝訂工日夜趕工，以使此書早日完成，分送各地。在雍正和內閣議定刻印計畫之後不到十四天的工夫，《大義覺迷錄》已在奏事處和兵部急遞的協助下開始分送各地。根據記載，最早收到的是駐紮在北京城外的提督他在四月二十七日收到之後便回報內閣。此時岳鍾琪正奉旨在西北積極備戰，他在五月五日收到兩部《大義覺迷錄》，立刻將其中一部交付刻印。廣州總兵回報，他在六月四日收到書。但是在長沙的湖南巡撫則因天災延阻，遲至六月底才收到。要送給按察使和觀風整俗史的書在途中遇上暴雨，浸漬不堪使用。不過既然已經開始刻印新的本子，湖南的延誤也只是一時的。到了仲夏，連在永興以西、地處偏遠的縣分也收到了《大義覺迷錄》。
在如何閱讀《大義覺迷錄》這方面，雍正實在沒有留給學子和官員什麼空間。雍正在此書開頭的諭旨結尾寫道：「並令各貯一冊於學宮之中，使將來後學新進之士，人人觀覽知悉，倘有未見此書，未聞朕旨者，經朕隨時察出，定將該省學政及該縣教官從重治罪。」
於是，就在曾靜服母喪百日這段時間，一省又一省、一營又一營、一城又一城，各地官員一一回報，他們已經收到《大義覺迷錄》，並估算分送治下學宮鄉里所需之部數。到了十一月底，連最近才納入大清版圖的台灣也收到書了。雖然此時台灣還不平靖，學校也還粗具規模而已，但是台灣官府按旨估算，回報還需刻印一千兩百三十部。
這麼些年來，曾靜一直希望有人能讀他的著述。現在，他有了讀者，其數量之眾卻是曾靜再怎麼做夢也想不到的。
＊本文選自《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