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此，再加上先前朱亞虎坦承行賄犯行最後卻仍被羈押的原因，是因為朱亞虎只承認部分犯行，據報導朱只承認行賄所謂自己是沈總裁的白手套，透過他行賄柯文哲的大帳房李文宗210萬，我們可以得知，檢方是基於手上掌握朱亞虎承認該210萬政治獻金是行賄款的口述證據，來推論柯文哲涉嫌收賄貪污，但依法論法，檢方至少必須提出1.李文宗是奉柯之命來收錢、2.朱亞虎是依照李文宗指示把錢存入民眾黨獻金專戶，不是單純受沈總裁的指示捐入民眾黨獻金專戶，如果欠缺上面2個可以結合成柯文哲有授意的參與證據，檢方訴求收賄的邏輯，最多也只是停留在“合理懷疑”威京集團是用政治獻金為掩護來賄絡柯市府官員的層次而已，但懷疑歸懷疑，離重大嫌疑的程度還很遠，檢方既然拿不出朱亞虎是對柯文哲本人行賄，以及所謂後謝1500萬存不存在，若真有那個錢，那有無實際交付給柯文哲本人或柯所指定的人，都顯然有待檢方積極查證證實！但由上開延押理由，顯然這部分攸關收賄罪成立的證據，2個月過去了，至今沒有具體成果，導致法官不敢說行賄罪的犯罪嫌疑重大。
第二個事實是，自從羈押柯文哲以來，觀察檢方所調查傳喚的重點，恰好絕多數是在查對政治獻金上打轉，檢方大動作傳喚東森集團總裁王令麟、東森電視總裁張高祥、「博弈教父」等「大老闆級」證人，或前新北市議員李婉鈺的父親林志郎、醫療發展全聯會理事長吳梅壽等社會名人，及之後又傳喚民眾黨秘書長周榆修、發言人戴于文及眾望基金會員工、民眾黨黨工等人，顯然都是企圖用口供補強政治獻金就是賄賂髒款的調查方法。可見，檢方的辦案邏輯思考，仍然是以政治獻金的金流是賄款的邏輯方向來追問查證，但依法論法，這都只是偵查犯罪時補強合理懷疑的作為，結果是查對了2個月，都只是一干嫌疑人的口供證據，仍然沒有直接證據，甚至連間接可證明收賄的證據也沒有，才導致法官的延押裁定罪名，不敢裁決說有10年以上賄賂罪的犯罪嫌疑重大。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准許延押，不就座實仍舊要用訊問取口供的方式，來證明收受政治獻金的雙方有收受賄賂的意思合致了嗎！
這不是押人取供，什麼才是押人取供呢！？
再加上，法官刻意依據第101條第1項第3款羈押必要性的條件規定，來作為認定柯文哲「可能逃亡」的延押理由，但這種判斷實屬不食人間煙火，雞蛋裡挑骨頭！柯文哲身為退任台北市長、總統競選人，並政黨的創黨黨主席，知名度極高，一言一行均受國內外密切關注，又是媒體寵兒，行蹤更是倍受到國內外媒體每日緊跟採訪，根本不具備逃亡的條件。如果還有一絲絲逃亡機率，那麼要求定時警局報到等技術性措施就可以補全，因此上揭法院的逃亡理由，無異於牽強附會，顯然欠缺法治精神，吾人自然可以批評為放水檢方刻意以輿論入人於罪的手法！
尤其，法院採認將柯文哲隨行秘書「橘子」證人未到案轉為被告發佈通緝作為延押理由之一，更是倒果為因，顯然不具備羈押理由的濫權。須知，依法證人轉共犯未到庭，不是羈押的必要性條件，如果認為那是勾串共犯的羈押條件，那麼必須在羈押的法律理由上，具體指出到底她是參與那一個部分而可以證明與收賄有關，才能合法認定有相互勾串的理由！但法院的裁定書，就此完全未說明橘子在此案中的角色，更未具體指出她有何涉及金錢賄款交易的可靠證據事實。因此，法官僅因個別涉案人員未到案，就可作為押人禁見的理由，不就等於法院直接承認意圖讓檢方繼續押人取供了嗎！？
作個對比就知道，此次院檢對京華城圖利罪的調查手法與司法處理程序，與他案形成極大的落差。例如，柯文哲競選總統的政治獻金申報案，承辦檢察官也是大規模搜索，但謹守讓證據說話的法則，在連間接證據都欠缺的情況下，並未以押人取供的方式來辦案；尤其對比超思雞蛋案，超思進口雞蛋案的決策過程完全不透明，而京華城案所謂違法容積的提高，是經過公開展覽允許異議的法定程序，且依法須交由專責都計委員會審核合議制多數決通過，整體決策過程公開透明。若京華城案在公開決策程序下都能成立圖利罪，那麼超思雞蛋案在畜產會與幽靈公司簽約、辦理進口驗收等等顯然違法圖利事實明顯下，至今檢方作為卻截然相反，不僅無人被羈押，涉案官員更連交保也沒有，這麼大的落差，當然導致嚴重損害社會對司法公正的信任！
筆者必須提醒的是，法院僅憑『圖利罪』的指控，便准許延押，在法律上是的相當不穩固的事，須知，這件收賄罪是以圖利罪成立為前提，而圖利罪又必須以明知違法的要件為依據，但容積率是否可合法給予獎勵的法令的解釋適用上，是存在有不少的不同法律見解，而一個制度的運作依據法令，若存在有不同的解讀適用方式，那麼在圖利罪必須以明知違法的要件要求下，很容易被不同法官認定為欠缺明知違法的結果，那麼不僅收賄罪無法成立，連圖利罪也無法成立，這是院檢所極度忽略的事實，更令人合理懷疑對柯文哲的這整個案件偵辦，有政治力的介入！
筆者必須指出，台灣司法經過數十年改革，逐漸建構其公正形象，但每遇重大案件，尤其是政治人物的司法案件，卻似乎會因當事者個人或政治因素而轉彎，甚至退步，實在令人扼腕！以這次偵辦柯文哲貪污案為例，至今卻無具體金流佐證，仍然陷入政治獻金的渦流中打轉，難免讓人合理質疑這是一種押人取供的手段，有回到過去警總時代押人取供的氛圍，台灣司法何時墮落至此？筆者必須嚴正指出，台灣曾經歷過白色恐怖，在轉型正義的進程中，應該確保司法不再倒退到以人為異的境地，不應再讓押人取供的操作重現。司法機構應秉持程序正義來探求實體正義，不應一昧追求實體正義而踐踏程序正義，以維護台灣民主法治精神的深化，並避免加深已經不堪的藍綠惡鬥所帶來的社會裂痕，保障人民對於司法的信賴。再次提醒院、檢，在處理涉案人員時應尊重程序正義及偵查不公開法則，慎重使用羈押、避免延押手段被濫用，以免又降低人民對司法的信心。
＊作者為律師
